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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大明(124)

作者:马伯庸 阅读记录


当时南京城里有一位遗民文人叫方文,桐城人,他看到昔日国家重典竟沦为街头垃圾,心中沉痛,忍不住写下了一首《负版行》:

数年不到三山街,今春偶到多感怀。

不知是何大书册,路旁堆积如芦柴。

行人纷纷来买此,不论何书只秤纸。

官价每斤钱七十,多买少买随人耳。

借问此是何版图,答云出自玄武湖。

天下户口田亩籍,十年一造贡皇都。

玄武湖心绝炊爨,永无火患及鼠患。

洪武至今三百年,收藏不知几千万。

一从世变陵谷新,此图废阁空埃尘。

……

这首诗,可以算作后湖黄册库最后的挽歌吧。

清廷对南京没有兴趣,更不会把自家档案库建在这里。后湖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湖罢了,不需要去特别对待。黄册被搬空之后,往日鳞次栉比的册库架阁,也被逐一拆光烧尽,毛老人庙和诸多附属设施慢慢荒弃坍塌。就连后湖这个名字,也变成了玄武湖。后来为了避玄烨的讳,又改称元武湖。

就这样,在经历了二百六十四年与世隔绝的日子之后,玄武湖重新成为一处游人如织的风雅景点,仿佛做了一场漫长的奇梦。

黄册库就这样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可黄册的故事,还有那麽一点点余绪。

绝大部分后湖库存黄册,在顺治初年便因为种种原因而湮灭,但也有极少数幸运的册籍逃过一劫,流散到了民间。

康熙登基之后,筹修明史,向民间征集前明的各种资料,很快搜罗到了一大批包括户口册籍、奏疏题本、邸报塘报在内的明代文书。据当时的记载,这批资料中包括了万历至崇祯期间攒造的一千本黄册,这是黄册库硕果仅存的孑遗了。

这些资料在修完明史之后,烧的烧,毁的毁,残存的被送入北京的内阁大库。这个大库坐落于紫禁城内,里面除了存放明末文献之外,还有清代的诸多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卷子、盛京老档等等。这个大库的收藏十分丰富,戒备也异常森严,王国维曾经评价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

转眼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大清国眼看要完。这个内阁大库年久失修,收藏急需清理。但主事人不知怎麽想的,觉得最没用的就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档案,把它们都挑出来要统一焚毁。幸亏在学者罗振玉的坚持下,这个计划没得到执行。罗振玉亲自下场,将这些价值千金的旧档装了八千个麻袋,转移到了国子监内。

及至民国,政府筹建历史博物馆,又把这八千麻袋文件迁到午门,然后就一直扔在那儿无人问津。着名藏书家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之后,委托鲁迅进行整理。可惜篇卷浩大,以鲁迅先生的能力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勉强完成了二十麻袋的工作。剩下的就只能搁在原地,任由别人随意盗取。鲁迅先生曾专文介绍过这段经历,叫《谈所谓“大内档案”》,收在《而已集》中,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1921年,教育部的资金入不敷出,便把主意打到了这八千麻袋上面。他们以四千零五十枚银洋的价格,卖了十五万斤档案给西单同懋增纸店。纸店把这些档案运去唐山,準备打成原浆。幸亏罗振玉得知此事,也幸亏他手里有钱,以三倍价格从纸店把这些档案抢了回来。

罗振玉深入挑拣,从里面搜拣到了颇多明清资料,出版了《史料从刊初编》,是研究明末清初的重要材料来源。

1924年,罗振玉以一万六千元的价格,把这批档案中的十二万斤卖给大收藏家李盛铎;1928年,李盛铎把其中六万件交还溥仪,剩下的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从中抢救、整理出了四十册明清史料,尤其是明代史料最为珍贵。

几经周折,这八千麻袋内阁档案已经严重缩水。抗战开始之后,政府迁移了一部分到南京,还有一千七百麻袋的资料留在了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档案局于1958年对这一千七百麻袋展开了清理工作,最后挑出三百麻袋具有史学价值的资料,其中有三千件明代的文牍档案,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今。

往日的喧嚣,就这样逐渐远去了。

细小的尘埃缓缓落定在破旧的黄册封皮上,悄然累积,不再飘起。不知历经世事的它如有灵智,是否会回想起那些年在后湖黄册库的日子。

尾 声

最后的最后,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需要介绍。

弘治年间,四川合州有一位叫赵官的小孩。他听在中原做过官的长辈讲,金陵城边上有个后湖,后湖里藏着铜版册,不是公事的话没人能进去,普通人只能远远望着,俨然如仙山一般。年幼的赵官将信未信,但印象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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