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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大明(117)
作者:马伯庸 阅读记录
洪武和永乐两位皇帝威权深重,又比较有追求,地方上不敢疏忽作弊,进呈的黄册质量都特别好,尺寸整齐,字迹清楚,用料上乘。这一时期的黄册,被称为“铜版册”,可见其过硬的质量。再加上后湖有一整套防火、防虫、防潮的保存体制,保存百年几无问题。
此后到了宣德一代,也都能够大体凛遵祖制,小心攒造。从这一时期的后湖奏疏也能看到,地方上作弊的苗头已经初步显露,但不是很严重,驳回的黄册很快能得到纠正。
但从宣德后期起,黄册管理水準开始出现大幅滑坡。
正统皇帝登基当年的九月,有黄册库的官员上奏,表示库房所存四十余万本黄册,多有虫蛀浥烂,而且晾晒工匠多是老弱病残,连识字的都很少,结果导致很多黄册摆放错了位置,找都找不到。
更麻烦的是,此时后湖之上的黄册库已经多达三百多间,一些洪武、永乐时期的老库房开始朽烂,册架也纷纷坍塌,必须修理了。
按照规矩,那些库房由应天府的匠户负责。他们干这个算差役,义务劳动,没有酬劳。但是在黄册库的柱子上,会刻上所有参与的工匠姓名。十年之内,如果库房出现坍塌、漏雨、倾斜、柱梁蛀蚀等情况,工匠必须来免费修补。
不给钱,还得担责任,可想而知其质量如何。
从正统之后,整个黄册制度开始紊乱起来。地方上作弊的手段日益成熟,胡乱填写,故意涂抹,造册尺寸也不怎麽讲究;后湖黄册库存管理更是乱七八糟,晾晒不利,搬运不谨,还任由鼠咬虫蚀,黄册损毁严重。
尤其是黄册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要注明里册所在地址和编次格眼,匠夫在晾晒搬运时不怎麽当心,导致这两页最容易坏。一损坏,这本黄册就等于废了,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县哪乡几图几里的,无法检索。
到了弘治年间,这种情况越演越烈。弘治三年,朝廷做了一次清查,发现在库黄册七十九万两千九百本,有虫蛀浥烂以及人为损坏痕迹的,竟高达六十四万七千三百本,也就是说,八成黄册都出问题了。更讽刺的是,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的黄册,反而保存完好的比例最高,接下来的一代不如一代。
这麻烦可大了。
黄册库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存原始记录,给地方诉讼做参考,杜绝胥吏造假。现在原档几乎被糟蹋完了,万一地方上有争议,想要来调档查阅,该怎麽办?
果不其然,两年之后,滦州知府潘龄上书朝廷,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一下子在朝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潘龄说滦州正在重新核查当地军户,因此申请进入后湖黄册库,抄录所存直隶永平府滦州的历届黄册做对比。
按说这要求并不为过,可是当时的黄册库主官——户科给事中杨廉,坚决反对抄册,不仅反对潘龄进去抄,而且要求以后所有人都不得入湖抄册,态度极其强硬。
难道是各个地方的胥吏衆筹了一笔钱,让杨廉阻挠官员办事?
难道是潘龄的贿赂没给够?
难道杨廉是国外敌对势力派来的间谍,要搅黄这麽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都不是。
杨廉给出的理由令人哭笑不得,却又无法反驳。
他是这麽说的:“各处远年之册多无,而军民户籍大势不敢(致)紊乱者,诚惧籍册之独全于后湖也。今者,一旦令人抄誊,使人测知后湖之虚实,则户籍之紊乱,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何者?使后湖之册全,则抄之乎犹可。惟是见今如洪武年间黄册不全十之四五,永乐年间不全十之一二。如此而暴之天下,使人知某乡某里之无册,则向之所惧者,至是有不足惧矣……百年之籍,由此纷然而不定矣。”
翻译成大白话:地方舞弊官吏之所以不敢肆意妄为,那是因为朝廷在后湖还掌握着原始资料。但如今咱们后湖的黄册库存早就一塌糊涂,一旦把潘龄和其他人放进来抄录,民间很快就会知道虚实。到时候后湖没了威慑,那些刁民便会无所畏惧,户籍和土地想怎麽改就怎麽改,咱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杨廉这一席话,令朝堂衮衮诸公和皇上都出了一身冷汗。原来后湖黄册库唱的是一出空城计,弹弹琴,吓唬吓唬城外的司马懿还可以,一旦把司马懿放进城,就没戏可唱了。
为了不让民间知道我们有多烂,我们必须保持神秘。这逻辑说来实在黑色幽默,可仔细一想,却也无他法可施。
户部立刻下发文件,宣布从此各地衙门凡申请去后湖黄册库抄册的人,只许调阅里册立的单户信息,不得抄录府、州、县的全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