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并没有议价权，官府说收多少，就只能交多少。官府大可以找他们收取两百两，一百两造册，一百两落入自己囊中，又成了一条生财之路。

我说的这个假设，价格其实还保守了。

万历二十年有一位黄册库官员途经河南，出于职业习惯，打听了一下当地的黄册业务，吓了一跳：“闻民间有言，军、黄二册加派纸价，至千两之外……大县不过二三百里，小县仅数十里。一里造册一本，每本不过一二百页（叶），纸价几何，而动派千金耶？此非积猾之冒破，则为有司之垂涎耳！”

一千两造价的黄册！

贫穷和善良，生生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有如此花样繁多的作弊手段，接下来的发展，不难想象。豪强乡绅勾结里甲胥吏，肆意涂抹黄册，欺瞒中枢，在中间环节榨取利益，并大肆侵占自耕农土地。

如果社会有足够的流动性，情况还不算糟糕。比如宋代不抑兼并，但商品经济发达，户籍宽松，老百姓尚且有别的出路。可大明的治政原则，是把民衆在原地死死钉住。这时候你再搞土地兼并，那真是要人命了。

其结果就是，下层百姓负担越来越重，限于户籍逃无可逃，而朝廷所获得的税赋却越来越少。反而是盘踞中间的这个利益集团，吸血吸得大大肿胀，形成血管里的一个梗阻。

当这些梗阻遍布全身时，大明也就差不多了。

海瑞海刚峰做过知县，对底下这些弊情一清二楚。他有篇文章，专论里长之弊：“（里长）凭势作威，当大役而有壮丁之重派，应卯酉而有连累之诛求。或混扶甲首，以显售其奸诡之谋；或妄开甲干，以阴行其贿赂之术。有钱者遍为回护，善柔者不行扶持。事兼利己，则同甲首作弊以欺府县；事止利己，则假府县名色而剥甲首。百计取钱，无心抚恤……”

除了民户的种种作弊之外，其他户籍同样问题多多。

前面说了，大明户籍除了民籍，还有军户、匠户、竈户等职业户口，他们的黄册是单独册立，并由各自主管部门管理。比如军户就有专门的军黄册，归兵部负责。

理论上军户可以免掉一部分徭役，可还有大量临时性的杂泛差役，无法免除。更惨的是，他们是军户，还必须去应军差，这负担就更重了。

比如说吧，每一户军户，都要出两个壮丁去卫所服役，一个作为正军战兵，一个作为辅兵余丁，后者在军营里劳动来养活前者。除此之外，家里还得留一个继丁，平时从事生産养家。一旦军中的壮丁跑了或者死了，这个继丁就得进入军营勾补。

勾补的规矩特别狠，如果你家里没有成年壮丁，就得把孩子登记入册，还有个专门的名目叫“幼丁”。

更有甚者，大明要求军人不得本地服役，入卫补伍都得去外地。这一路上的盘缠给养，也得军户来承担，更不用说还要受清军官和各级长官的盘剥勒索之类了。

负担如此之重，军户所享受的福利却十分微薄。按照洪武年的规定，民户有两丁人口，就能担任小吏，而军户要五丁，而且最多只能让一人为生员，上升通道颇为狭窄。

其实军户也算良籍，可以参加科举。历代军户出身的内阁大佬不少，比如张居正、李东阳、高拱、赵志臯、王家屏等等。而且在整个明代科举中，军户在庶吉士的比例也颇高。不过这些都是军户中的官员阶层或富户，一来家族扩大，有足够人手；二来有钱，供养得起读书人。

对绝大部分底层小家小户来说，光是应付勾军就已经竭尽全力，哪里还顾得上其他。

上头大概也明白军户的状况，所以严令禁止离籍转户，军户子弟不得过继、不得入赘。没办法，真放开了，估计人早跑光了。洪武年间，就有数万军户逃亡；正统三年（1438年）有一个统计，当下在逃军士的总数已高达一百二十万人——天下卫所才多少人？可见军户生活之苦。

这些军户最大的心愿，就是转成民户，洗脱这些限制。虽然《大明律》严禁如此行事，但法律归法律，架不住地方上的花样百出。

咱们再虚构一户人家举例，姑且叫张大吧。

张大家是军籍，籍在休宁县附近的新安卫，家里五口人。他实在受不了军户之苦，就偷偷联络了当地第五图的里长，央求入民籍。

里长带着他找到休宁县户房的书手，送了二两银子。户房这位书手大笔一挥，给第五图的里册里多加了一个户口，将张大家的四口人都移到这个户口之下。

然后张家到卫所那边，报了个全家死光，只剩一个张大的老母亲。于是在军黄册里，这家人只能挂去畸零户，没法应役了。等到张大的老母亲一病故，这家人在军黄册里彻底绝了，直接列入开除。张大一家，则洗脱成了民户，幸福地在当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