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的确可以胜天。

她清清嗓子：“因为自留地从头到尾都是自己种。这块地上究竟缺水还是缺肥，种的人心里头清楚，也就能相应性的给予解决的措施。但是生産队的话就不一样了，每天大家都是集体劳动，每一块地的具体情况，干活的人反而不清楚，如果固定下来，比方说这一亩地始终是哪几个人打理，说不定情况就会好很多。”

胡杨仍旧迷惑：“那种的时候，既然发现有问题，为什麽不直接跟生産队长说，生産队来处理呢？”

余秋真不忍心打击天真的孩子，说个屁，凭什麽要说，说了还给自己找事。说了他又有什麽好处呀？

她绞尽脑汁给出了一个答案：“因为有些事情是介于好跟坏之间的，你非要说不行的话，其实也行，但你要说行的话又有点儿欠缺。这种情况你让社员怎麽说？还不如分开来让大家负责。”

何东胜点点头：“你说的是计件工分，生産队栽秧割稻子也这样记的，几个人负责一亩田。”

这样干完的人可以歇歇脚，能够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余秋摇头：“我说的不是这种临时性质的，而是长期持续性。”

这种临时性的计件工分完全不适合农业生産。因为农业生産并不能立刻看到成效。

就说栽秧吧，秧苗栽下去了，重点看的不是速度，而是秧苗能不能成活。

要是一味的追求速度，迅速把秧给插好了，但是秧苗不能活下来，这其实反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当年大越进的时候追求的多快好省，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错误，可实际上，多与快可以迅速的看到，好跟省却没有量化指标，所以才导致了浮夸风的盛行。

同样的在生産队使用计件工资也是这麽回事。

胡杨来了兴趣：“那你说要怎麽算？”

“对事不对人。”余秋眉头微蹙，“我看现在生産队定工分是定死了的，一个人是拿什麽工分，定下来之后就始终是这个公分。这样很容易打消大家的积极性。”

工分高的始终高，工分低的，长时间都是低，很难再调整。前者可能懈怠，后者则是失望，不想干活。

拖后腿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集体财産变少，工分高的人也拿不到钱，同样也不愿意出力。

胡杨皱眉：“工分都是生産队开大会决定下来的，也不是谁的一言堂啊。”

社员都不能做决定，那还有谁能定下来工分的高低呢？

“土地呀。”余秋笑了起来，“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干活有没有出力出力，有没有出到点子上，庄稼地最有发言权。伟大的主席不是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庄稼地调查了多少年了？它对人最有发言权。”

何东胜觉得小赤脚医生说话极为有趣，饶有兴致地追问下去：“那你要土地怎麽给人定工分？田又不会说话。”

“看收成呗。”余秋笑容满面，“田不会说话，田会写字。産出来的稻子，麦子，油菜籽，就是田写的字。量多量少，量好量坏，一目了然。”

“田写了字之后，又要怎麽记工分呢？”船舱里头传来了胡将军的声音，“社员可是凭工分算收入的呀。”

余秋不假思索：“每亩田现在是700斤的任务量，是不是？那麽刨除这700斤的公余粮任务之后，剩下的就是种这亩地人的工分。到底要怎麽算？他们自己内部讨论决定就好。大队不管生産队定工分，生産队也没必要管合作小组如何定工分。”

只要脑袋瓜子转得够灵活的人，都会选择自己亲近的人作为合作小组。

不出意外，就是自己的家人。

其他人就算木讷，也会有样学样。

再说农民本身也不笨，有自己的生存智慧，看他们家家户户将一分地的自留地打理的如此生机勃勃就知道了。

胡将军从船舱伸出脑袋来，看着余秋笑：“你这娃娃倒是很能想啊。”

余秋面带微笑：“我想的是如何让广大社员同志吃饱吃好，只有营养充足人的健康状况才会好转，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才能够真正推行下去。药补不如食补。”

胡杨兴奋地连连点头：“对，没错，就该这个样。大家伙儿只有吃饱吃好了，才有力气干活呀。”

没力气还怎麽建设农村？

胡将军只微笑不说话。

胡杨已经开始发散性思维：“种田需要肥料，除了农家肥之外还有化肥，还有农药，用化肥跟农药，也是合作小组跟生産队申请，到时候从他们全组的工分里头扣。”

余秋忍不住又插了句嘴：“我还有个想法，其实生産队可以多养些鸭子。这些鸭子平常就交给社员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