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晚上需要出去吃饭、做客，需要搭车去。那个时候，外出吃饭的机会并不多，饭店餐馆并不普及，而且消费还比较高。

交通不方便，车也很少。

我记得那天，是母亲的一个朋友从上海到昆州来出差，是个阿姨。这个人是上海来的知青，和母亲曾经是同事。之后回到了上海。她们之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这位阿姨定好了晚上宴请我们全家和另外一家人吃饭。母亲很重视这次聚会，刚好我又在暑假期间。所以那天下午，我被母亲要求 16:00 到办公室等她。

这样，下班的时候，就可以一起搭单位的车走。

我父亲呢？他是从来不参加这种聚会的。而且，他还要加班。

那是印刻在我脑子里的一个下午。

“大姐，这是怎么回事。不是都说好了，还是包给我们做的吗？我们那几十号人呢，而且做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都给你做了两年多了，怎么说换就换呢？”

我刚到办公室坐下，楼下保卫科的人就带上来了一个人，说是来找我母亲的。母亲面无表情地挥手，示意保安离开，她来处理。

来人是一个长脸的中年妇女，因为操劳，或者从事体力劳动，实际年龄比看上去的年龄要小。她穿着农村的土布衣服，脚上是一双自制的布鞋，已经有些旧了。

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很尖利。

也不坐，就这么突兀地站在母亲办公桌的对面。距离办公桌还有一段距离，大概在 1 米左右。这个距离，不会因为离得太远听不清说话，也没有距离太近，让人觉得充满压迫感。

听意思，她是来“兴师问罪”的。是我母亲拿掉了她揽下的什么活计吧。让她，和她手上的一帮人，失去了营生。

“这是我的办公室吗？还是你们家的菜地？”

我看到母亲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端坐不动，都没停下手里的工作，只是抬头看了对方一眼。没有看向我，也没有示意我出去，先回避的意思。

“我是你们村子里的乡亲，还是你隔壁的邻居？”

不等回答，我母亲继续说道。还是没有回答，长脸的中年妇女显然不知道我母亲要说什么。我抬头看向她，看到的是她憋红的脸，气鼓鼓的。

我母亲的说话的语速很平缓，听不出话语里有什么情绪。但这中年农村妇女刚进门时那种凶巴巴的气势，已经被完全压制。只剩下生闷气的份。

“我不是你的乡亲，也不是你的邻居。你的乡亲和邻居，也不会给你做工的机会。”

我明白了，长脸的中年妇女不应该叫“大姐”，这是我母亲的办公室，在这个办公室里 ，我母亲是有职务的。办公室，就是职务的一个象征。

有职务，手上了权利，才能让这个长脸的中年妇女来“央求”她。

但是长脸中年妇女，还是不明白这一点。

“大姐，我们也不容易的。人我都找齐了，你说不让我们做，就不让做了，让我和我的人怎么交代？”

还是大姐。我都能看懂我母亲眼睛里的轻蔑了。对，轻蔑。这个词，是我在报纸上学会的。它表示对别人的轻视。我母亲看到了我抬头的动作，用眼神示意我低头，不要盯着别人的脸看。

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走进来，找我母亲签字。暂时打断了这办公室里的尴尬气氛。

签完字，那个工作人员凑到母亲耳朵边，说了几句悄悄话，一边说，一边瞟眼看向那位站着的农村妇女。我猜他说的是要不要叫保卫科的人上来，把人赶走。

因为我马上看到母亲摇了摇头，还摆了摆手。那种轻蔑的表情，又出现了一次。看来她轻蔑的对象不是这个人，是这种事情。

她一定没少处理这样的局面。

“大姐，你说，要怎么样才行？”

那股气汹汹的劲头消失不见了。长脸中年妇女不知道是自己知道了，还是吃了亏，终于醒悟了。她是来求人，来找人办事的，靠刚才那种态度，只能是一事无成。

“我什么时候成你大姐了？我们是亲戚吗？”

我母亲终于抬起头，看向这个“懵懂无知”的人。说话的速度还是不急不缓。这句反问，让长脸中年妇女一时间答不上话来，只能干站着，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半年前，你来我找我，还是在这个办公室里。你说的是什么？还记得吗？”

我母亲说话了。

“我……”

“你说有个亲戚，也不知道是真亲戚，还是假亲戚。你说他家里是赶马车的，赶马车拉货，他家里有多余的马车，约你一起去赶，还是拉货。给工地拉水泥，拉钢筋，瓷砖什么的，活都挺多的，挣钱容易。而且是按车收钱，生意好的时候，干一天，就相当于你原来干一周了，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