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纳梵老师也来看报纸，或是印讲义，他总是忙的，我在一层层书架子后面看着他。心里面很定，纵使有什么事，大概可以找他帮忙。

他去年一直说：“你知道我在哪里，有难题请来找我。”

他不叫我“乔”，不叫我的名字。别的教授一天到晚叫着我。他也不点名，不过凡是他的课，讲室总是客满的，他不把我们当孩子。

新近规定，凡学生上课次数少过百分之七十五者，不准参加考试。他不管，他觉得学生该有自律能力，点名没有用，点得再凶，那些逃学学生还是逃学去了。

但是去年我没有找过他。他把什么都讲得这么明白，还有什么好问的？

纳梵教授跟学生说话的时候，老是侧着脸，开头我不大明白这个姿态，后来才晓得他右耳是聋的。读大学的时候，他玩美式足球，被同伴一脚踢在头上，昏在草地上，进了医院，出来的时候，一只耳朵就聋了。

罗莲叹道：“真了不起，连缺憾美都有了。”

我却听得津津有味，他毕业于诺丁咸大学，罗宾汉出没的地方。虽然也是科学家，他没有那种MIT，CIT的高深莫测，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有那种深入民间的高贵气息，我喜欢他。

罗莲念到最后一年，笑话自然更多。

她对我说：“你晓得考莱小姐？每星期四她都有一课，但是大家礼拜三玩得七荤八素，星期四哪里起得了床？一班十四个人只到了四个，她等了一刻钟，不见第五个人影，冲下去报告校长，哪晓得一走，就又来了六个，气得她什么似的！哈哈哈。”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笑，这真有点残忍。据罗莲说，在外国生活，不残忍是不行的。我倒不觉得，至少我没有那样，我也活得很好。

罗莲说：“你是例外，你一皱眉，老师同学就相让于你，不知道为什么。”

我倒还没有为谁皱过眉，只记得去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哭，哭得不亦乐乎，今年挤来挤去，挤不出什么眼泪来，天大的事，推在明天再说，功课再多，一样样慢慢做还是可以的，只是实在多了，做起来未免辛苦，周末非但没有休息，反而变本加厉地忙，晚上做到二三点才睡，第二天一早又撑起来，不敢贪睡，那种熬法也不用说了，不过心里还是很快活，说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

有时候问罗莲：“你猜升了第三年，我吃得消吗？这么多的功课。”

“人家是人，你也是人，”她说，“怎么做不了？最多他们花一小时，我们花两个钟头也就是了，一般是老师教出来的。”

她这个人信心真足，走步路都好起劲啊，一步步踏下去都千斤重似的，我走路始终无声无息，脚步好轻的，不知道是什么习惯。

过了圣诞，纳梵先生终于出现了，大家都很高兴。读理科的人总比较讲道理，我老有一种感觉，文科是不能读的，越读越不通，越读越小气，好的没学，坏的都齐了，结果变成自高自大、极端自私的一个人。我们还没有念完书，不能算数，但是看看那些学成的人，也就有点分数。亦不能读艺术，学艺术的人都有一种毛病，不管阿狗阿猫先以艺术家姿态出现，结果大部分做了现世的活招牌。

当然理科出身的人未必个个像纳梵先生，他是例外中的例外。念了文学艺术，也不见得人人差劲，不过我们运气好，巧巧碰到一个好老师。

一星期有他两节课，每节只一小时，一共上十一个星期，他常常迟到十分钟，方便大家去喝杯茶，大家感激他。上课时草草在黑板上描几幅图，简单地解释几句，就很明白——如果我明白，谁都明白，谁还比我更钝呢？怕没有了。

有时候不明白，我举手发问。

同学都笑我，说我这么大了，还像小学生，次次发问都举手，我一举手，他们就嚷：“乔陈又要告状了！”

纳梵先生微笑说：“不必举手。”

我涨红着脸分辩：“如果不举手，不给老师准备，就插嘴，那有什么好？”

纳梵先生还没答，众同学又笑说：“好啦好啦！教授变了老师，大学变了书馆，咱们都成了小孩，也不必投票选举，回家干脆抱着叫妈妈？”

他们只是开玩笑，我知道我很规矩，但是自小父母就教尊师重道，哪像他们这般无法无天？一时改不过来。

我涨红了脸，讪讪的过了好几堂课。

有一天在图书馆，我与纳梵先生撞个正着，我称呼他一声：“纳梵先生。”

他站住，微笑问：“什么事？”

我说：“没事啊，我叫你一声。”

他诧异地问：“为什么？”

我答：“理应如此啊。”

他说：“你家那边的老师是怎么样的？”

“他们？完全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但凡课文说得明白，已算尽责了。”

我说：“阶级分得好明白，否则，学生恐怕倒霉，这是中学，大学不得而知，看来也绝不民主。”

“你觉得哪种制度好？”他极有兴趣。

“我不知道，”我老实地说，“这里的学生太放肆了，我觉得。我读的中学是很好的，老师也待我客气，只是几个英籍老太太很作威作福。”

“我代他们致歉。”纳梵先生笑说，“只是你别太拘谨，有什么想说的，不要犹疑。”

我点点头。

我跟他说话，老是有点口吃。

罗莲说：“他好做你爹了，你几岁？”

“二十岁了。”

“可不是？他起码三十八。”罗莲说，“看上去倒是很年轻的样子。”

“也不算特别年轻，”我说，“只不过头发未白而已，不过他一向不老气横秋。”

“你不是真看上他了吧？”

“哪里啊！别开这种玩笑，我是很尊重老师的。”我说，“人人都说他好。”

“很多教授很好，你怎么不提他们？”

“我也提呀！”

“你这个人，将来人家都要讨厌你的，一副模范生的样子，决不迟到早退，刮风落雨，一向不缺课，见了教授，‘是老师是老师’，真受不了。”

我白她一眼。

我可没有她形容的那么肉麻。

她胡诌的。

星期二，照例有实验，我并不太喜欢做化学实验，瓶瓶罐罐，麻烦得很。大家穿上了白上衣，拿了讲义，照着煮了这个又煮那个，我的手脚不十分灵敏，常常最慢，弄得一头大汗。

我把煤气火点着，煮着蒸发器里的化学颜料，纳梵先生走过来，问我：“好吗？”

我说：“煤气有点声音，是不是？”

他侧耳听了听，“嗯，是，熄了它，我替你调整调整。”

我迟疑了一下，听他的话，关了煤气。

纳梵走回几步，问一个女同学借来打火机，点一下，没点着，我探过去看，他再点火，我只闻到一股煤气味，跟着只是轻轻的一声爆炸，我眼前一热，一阵刺痛，退后已经来不及了，我蹲了下来，只听见同学的惊呼声，我一急，一手遮着眼睛，一手去抓人，只抓到一只手，便紧紧地捏着不放。

实验室里乱成一片。

纳梵先生大叫：“去打电话，叫救护车！快，快！”

我马上想：完了，我一定是瞎了。

眼睛上的痛一增加，我就支持不住，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我还是看不见东西。我躺着，身子好像在车上，一定是救护车。有人在替我洗眼睛，我还是觉得痛，并且害怕。

但是我没有吭声，如果真瞎了，鬼叫也没有用。然而怕还是怕的，我伸手出去摸，摸到的却是女护士冷冰冰的制服。我忽然哭了。

天啊！如果一辈子都这么摸来摸去，怎么办？

我不知道有没有眼泪流出来，但是我听见一个声音说：“别怕，我们就到医院了，你觉得怎么样？”那是纳梵先生的声音，他很焦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