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看到你发展得那么好，我很替你高兴，你是我爱的人，你有成就，我也觉得光荣，甚至有时候，

我也觉得我有一点贡献。”

“你是我所有创作的动力，你为什么不了解我？我一直以你为荣。”

“我们再在一起的话，我只会成为你的绊脚石。我走了，你以后不必理会我的喜恶，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你真的这样想吗？”

他凄然点头。

“我明天就要去巴黎了，你就不能好好的跟我谈一谈吗？”

“对不起，我做不到。”

他撇下我在街上。

我一个人回到那无人的房子。

我当天为谁回来？

我为了谁而要成名？

但是我竟然失去了他。

我努力，好使自己活得灿烂，配得起他，我要胜过他以前的女人。他却不能理解我为他所做的。

天亮了，他还没有回来。

我下午就要离开，他竟然那么残忍不回来见我。

我拿着行李到机场，希望他在最后一刻跑来，可是，我见不到他。

我从巴黎打电话回来，家里没人接电话。曾经，我不也是一个人在巴黎吗？那个时候，我在这里惦念着他，

他打长途电话来安慰受到挫败的我，温柔的关怀，耳边的叮咛，仍然在心中，那些日子为什么不再回来？

第四章：十分的酸和一分的甜(2)

巴黎的时装展结束后，当地一本权威的时装杂志总编辑歌迪亚建议我在巴黎开店。

“我可以吗？”我受宠若惊。

“已经有几位日本设计师在巴黎开店，你的设计不比他们逊色。当然，如果真的打算在巴黎发展，就要花

多些时间在这里。”

“我考虑一下。”

“香港的事业放不下吗？这可是个好机会，别忘了这里是欧洲，很多人也想在巴黎开店。”

“放不下的，不是事业，是人。”我说。

“是的，放不下的，通常都是人。我们放下尊严、放下个性、放下固执，都只因为放不下一个人。”

“有一个人放不下，活着才有意思。”我说。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却没有把握能够再和文治一起。

从巴黎回来，踏出机场，我看到他羞涩地站在一角等我。我冲上去，紧紧地抱着他。

“对不起。”他在我耳边说。

“我以为你以后再也不理我。”

“我做不到。”

“和我一起搬过去好吗？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

他终于点头。

搬到新屋以后，良湄就住在我们楼下，熊弼仍然住在大学的教职员宿舍，偶尔才在良湄家里过夜。良湄也

不是时常在家里的，她有时候在傅传孝家里过夜。傅传孝是广告公司的创作总监，我见过他几次，良湄好象真

的爱上了他。傅传孝也是有女朋友的。

我无法理解这种男女关系，既然大家相爱，那何不回去了结原本那段情？为什么偏偏要带着罪疚去欺骗和

背叛那个爱你的人？

“因为我爱着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男人，你不是也说过，每个女人生命里，都应该有一个杨弘念、一个

徐文治吗？”良湄说。

“但我不会同时爱着他们。”

“没有一种爱不是带着罪疚的。罪疚愈大，爱得愈深。徐文治对你的爱，难道不是带着罪疚吗？”

“有罪疚不一定有爱，许多男人都是带着罪疚离开女人的。”我说。

“那是因为他对另一个人的罪疚更深。”

“文治为什么要对我觉得罪疚？”

“他觉得他累你在外面飘泊了好几年，如果他能够勇敢一点，如果不是那次地震，你就不会一个女孩子孤

零零去纽约，这是他跟哥哥说的。”

那天晚上，我特地下厨弄了一客意大利柠檬饭给文治，这个饭是我在意大利学到的。

“好吃吗？”

“很香。”他吃得津津有味，“为什么突然下厨，你的工作不是很忙吗？”

“因为我想谢谢你－－”

“为什么要谢谢我？”

“谢谢你爱我－－”我从后面抱着他，“如果没有了你，我的日子不知怎么过。”

“也许过得更自由－－”

“我才不要。”

这个时候，传真机传来一封信。

“会不会是给我的？”他问。

“我去拿。”

信是歌迪亚从巴黎传真来的，她问我到巴黎开店的事考虑过没有？她说，想替我作一个专访。

“是谁的？”文治问。

“没用的。”我随手把信搁在饭桌上，“我去厨房看看柠檬派焗好了没有？”

“你要到巴黎开店吗？”他拿着那张传真问我。

“我不打算去。”我说。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没时间－－”我把柠檬派放在碟子上，“出去吃甜品吧。”

“真的是因为没时间吗？”

“我不想离开你，这个理由是不是更充分？”我摸摸他的脸。

“你不要再为我牺牲。”

“我没有牺牲呀。”

“你不是很想成名的吗？”

“我已经成名了。”

“在巴黎成名是不同的。”

“即使在那边开店，也不一定会成名，在香港不是已经很好吗？”

他显得很不开心。

“我并没有牺牲些什么，我不是说过讨厌别离吗？”我抱着他，幸福地把脸贴在他的脖子上。

“你不是也说过不想做一只蓑衣虫，一辈子离不开一件蓑衣的吗？”

“如果你就是那件蓑衣，我才不介意做一只蓑衣虫。”

他轻抚我的头发说：“我不想你有一天后悔为了我，而没做一些事。”

“我不会。”我说。

九六年十二月里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家里，良湄来按门铃。

“你还没睡吗？”她问我。

“没这么早。”

“我和傅传孝的事让熊弼知道了。”

“是谁告诉他的？”

“有人碰见我们两个。”

“那你怎么说？”

“当然是否认。”她理直气壮地说。

“他相信吗？”

“他好象是相信的。他是个拒绝长大的男人，他不会相信一些令自己伤心的事。”她苦笑。

“你跟傅传孝到底怎样？”

“大家对大家都没要求、没承诺，也没妒忌，这样就很好，不像你和文治，爱得像柠檬。”

“什么像柠檬？”我一头雾水。

“一颗柠檬有百分之五的柠檬酸、百分之零点五的糖，十分的酸，一分的甜，不就像爱情吗？我和傅传孝

是榴槤，喜欢吃的人，说它是极品，不喜欢的说它臭。”

“那熊弼又是哪一种水果？”我笑着问她。

“是橙。虽然没个性，却有安全感。”

“你改行卖水果吗？”

“你说对了一半，我这阵子正忙着处理一宗葡萄诉讼案，正牌的葡萄商要控告冒牌葡萄的那个。”

良湄走了，我在想她说的“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文治回来时，我问他：

“如果爱情有十分，有几多分是酸，几多分是甜？良湄说是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是吗？”

“没有那十分的酸，怎见得那一分的甜有多甜？”

原来，我们都不过在追求那一分的甜。

我们吃那么多苦，只为尝一分的甜。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第二天是周末，下午，良湄来我家里一起布置圣诞树。文治从电视台打电话回来。

“良湄在吗？”他很凝重的问我。

“她正巧在这里，有什么事？”

“熊弼出了事。”

“什么事？”良湄问我。

熊弼在大学实验室里做实验，隔壁实验室有学生不小心打翻了一瓶有毒气体，熊弼跑去叫学生们走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