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哭尽了最后一把力气,靠在椅子腿上。医生和护士小声嘀咕她什么,她不在乎,在乎她也听不懂。他们之间讲的话跟这里人一样,冒出许多陌生的滑音,完全不同于张俭和小环的中国话。

他们改用先前的语言同她谈话:家里出了什么事?家里还有人吗?碰到坏人了?她的样子让他们怀疑她遭受了人身袭击。她是死里逃生逃出来的吗?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们理解她——谁受了过度的刺激都一时不愿开口。

他们给她打了一针,等他们拔出针头,两个戴口罩的人影在她眼前已经一层虚光,再一眨眼,他们跟灯光不太亮的空间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她醒来已是早晨。两个乳房把她胀醒了。她看看周围,发现她已经不在原先那间医疗室,而在一间病房里。窗外在下雨,病房还有三张空床,她不明白她为什么享受单间的特权。身上的衣服被换过了,现在是一身不分男女、印着红十字和某某医院字号的衣裤。她的花连衣裙被团在对面空床上、她想到那五元钱,她不知五块钱到底是多大一笔财产,但那是她眼下仅有的财产。

五块钱竟然还在那个带荷叶边的布包里,和裙子一样带着黏稠的潮润和西瓜的馊味。她把五块钱和连衣裙都塞到自己枕头下。

似乎是她的动作引来一个人。那人穿白色制服,戴领章。她想起了:是警察。警察她是见过的,过年过节到居民楼来,站在楼下,跟趴在公共阳台上的家属孩子们讲“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趁机破坏,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

这个警察二十多岁,一边打量她一边把手里的硬壳帽戴到头上。他问她是不是好一点。他的话又跟那个男医生和那个女护士不同,又是一种音调。因此他讲到第三遍时她才点点头,接着给他鞠了躬。

“你暂时先养病吧,啊?”警察说。

这回他讲到第二遍她就点头了,点完头她又鞠一躬。

“不要那么客气。”警察皱起眉头,有点嫌烦的意思,同时他做了个手势。她是先懂他的表情和手势的:他嫌她鞠躬鞠多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谈。”

然后警察又做了个手势,请她躺回床上,他自己出去了。她躺在床上。看着急需粉刷的天花板,想警察到底是友善还是敌意。似乎都不是。似乎兼而有之。天花板上一条条细细的裂纹,有的地方石膏蜕皮了。警察和她谈完话会拿她怎么办?

为什么会是一个警察?是一个常常到楼下宣讲“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的警察?那么,就是昨天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给她打了安眠针之后向警察报告了。她是一个可疑的人。难怪她单独住一间病房。可疑的人威胁正常人的安全。

一个年纪很轻的护士推着小车进来,从屋角拉过一根铁架子,又从车上拿起一瓶药水,走到床尾,大眼睛愣了几秒钟,再回到药水瓶上。她在多鹤手臂上极其认真地扎了三四个眼,终于成功地扎了进去。两个小时后,输液结束了,多鹤爬到床尾,看到那里挂了一个牌子:姓名:?性别:女,年龄:?籍贯:?病因:急性胃肠炎。

这是一个充满疑问的病人。这个病人给看起来了。门外的警察有枪吗?可疑的病人一旦出了这个门,沿着走廊飞奔时,一颗子弹就会把她撂倒在光滑的水磨石地上吗?这条走廊有七八米长,从小护士推车走来的声音,能大致测出它的长度。上厕所呢?就在床下便盆里解决。不行,不习惯便盆,必须去厕所。习惯不习惯,由不得你!

可疑的人或许连最不可疑的生理要求也显得可疑。从窗子看出去,白杨树的高度让她明白病房在二楼。

她悄悄地下床,眼睛同时搜索她的鞋子。那是一双凉鞋,鞋面是用白布自制的,在鞋匠铺上了轮胎底,走路一点声响也没有。可是它们不见了。可疑的病人一旦没了鞋就更好看守了。

她抖开一团馊臭的连衣裙,飞快地换下身上的病员服,再一次摸摸小包里的钞票。

最难的是悄无声响地打开玻璃窗,甚至难以跃到白杨树上再顺着树干溜下去——多鹤两只微微内翻的脚掌走路不理想,但擅长上树。代浪村村委会门口有四根木杆供孩子们爬,多鹤常常能赢男孩子们。这楼房老旧,木头都变了形,开窗时窗子和窗框少不了扯皮,弄出很大的响动。

但这扇油漆龟裂的窗子是唯一的出口,通向丫头、大孩、二孩的唯一出路。她的手沿着窗子和窗框接缝的地方轻轻推动,让窗扇一点点从窗框松动开来。然后她站到了床头柜上,握着窗把手,用力往上提,同时用全身重量控制着它,把它的响动压在身体分量下。窗子被推开了。声响在她的知觉里如同打雷。她站在床头柜上,回头瞪着门,门一动不动。门外悄无声息。或许她并没有弄出任何响动。她的脚心已经踏到砖砌的窗台。再一步,她就正面对着那棵白杨树了。

一步能不能跃到树干上?树杈够结实吗?她来不及想得太周全了,就是朝死亡里跳,她也得跳。

她从树上下滑时,一个戴大白围裙、挑两个大桶的女人看着她。她从她面前跑过去,女人往后猛一退,把挑着的两大桶泔水泼了出来。她那么一退是怕她的意思,多鹤一边跑一边想。原来可疑的人是让正常人怕的,也许她在那女人眼里是个女疯子。

多鹤在雨里跑着,东南西北对她都毫无意义。她唯一的方向就是远离那所医院。街边停了一排黄包车,车夫们从车篷缝隙里露出脸,看着她这个披头散发、赤着双脚的女人匆匆走过,谁也不敢揽她的生意。

一个阴暗的杂货铺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她跨进去,铺主从柜台后面直起腰,对她说了一句她听不懂的话。语言客气,眼睛不客气地告诉她,他没把她当正常人。她要纸,要笔。纸和笔来了。她写下长江南岸的那座小城的名字。铺主摇摇头。她又写下:我去。铺主活了五十多岁,从来没和人打过如此古怪的交道。他还是摇头。

多鹤指指柜台里一块酥饼。铺主立刻照办,把酥饼取出,放进一个报纸口袋,抬起头,一张快沤烂了的五块钱放在柜台上。铺主从一个铁皮盒子里数出大大小小许多钞票,又一张一张放在她面前,放一张,他嘴里出来一个她不懂的词。但她知道他一定在念数字。一张钞票上印着“2”,两张印着“1”,剩下的是一堆小钞票,各种数字都有。算了算,这块饼花去了五分钱。就是说,她这笔财富是不小的。

她想,这下铺主会回答她的提问了,她和他成交了一小笔买卖。她指指那座城市的名字,又指指“我去”,铺主还是摇头,同时扬开嗓门,仰起脸,叫了一声。多鹤听见有人在某处应答。天花板开了个洞,露出一张少年的脸,对铺主说了几句多鹤不懂的话,又对多鹤说,那座城市远得很,要坐轮船!天花板上的洞封上了。

铺主重复:坐轮船!他这回的话也好懂些,讲到第二遍多鹤就使劲点头。

多鹤想,明明不是轮船把她和西瓜带到此地的。她又在纸上写:火车?铺主跟天花板上面的男孩大声商量一阵,都认为火车也行。

铺主为多鹤截了一辆黄包车。半个小时之后,黄包车停在火车站门口。多鹤算了一下,一块偌大的酥饼值五分钱,那么一个车夫一天应该能挣二十个酥饼,给他十个酥饼的钱,应该是体面的车费了。果然,车夫接过三角钱时给她一个满口乱牙的笑容。

当她把大大小小的钞票一块从售票小窗洞递进去时,一个女子的声音说她的钱不够。

她把自己的脸挤在小窗洞上,她觉得她没听懂,这样凑近能看见售票女子的一截脖子半截脸蛋,似乎离理解就近多了。那女子问她买不买呀?不买让后面的人买。

“我买!”她讲中国话头一次这样粗声大气。

“你钱不够!”售票的女子脸露出来了,但是横过来的。

“为啥?!”她问。她声音更粗大,把“啥”说成了“哈”,这是她向张家人学得最好的一句话。她实际上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回我家?!为什么我不能回到我的女儿、儿子那儿去?!为什么我两个奶胀得要炸而我的孩子们在闹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