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杨妈在地下撑了半天，愣是没爬起来。

高杨在自己大腿上锤了一下，这事确实吓人，放谁身上都能被吓软腿。但是再怎么说都是他自己惹出来的，他不能倒下，不能让家人朋友替他收场。他强打起精神，嘱咐老妈说：“妈，这个事，你先不要跟青青说，她生意正在关键时候，等我问清楚了我跟她说。开庭也还有一阵呢，我先跟徐教授去杨凌。”

老妈点头了。

高杨出门去找堂弟高榆，他自己这时候是不能开车。

高榆听了，披了外套就发动了车子。他这几年跟着王灵灵开惯了大货车，在风雪里也高速飙到了杨凌。

徐教授迈着老胳膊老腿走得飞快，高杨跟着他，进了一个教授的办公室。

那个老教授头发比徐教授的还要白，他也在台灯下翻了两遍起诉书，渐渐皱起了眉头。

老教授问高杨：“这里面说，你给好些个果农卖了晴天金果的种子，有这事没有？”

“有。”

老教授叹气，“唉，老徐啊，他这事，坏就坏在分种子上头了。你说他一个人种十几亩，能有多大产量，能有多大影响？没有滴嘛。就是分种子分坏了，你看人家老外，就告他未经授权，把在专利期内的种子扩散出去了，给他们公司带来了上亿的损失。所以我看呐，这个索赔三千万，看着数字是大，但是咱们不讲人情，就只讲法律，人家的诉求基本上是合理的。”

三千万竟然还是合理的！高杨脑袋里嗡得一响，眼前都模糊了。

他听见徐教授哭喊：“小高啊，是我把你害了。你进我的学习班，我就该负责任。我知识落后了，我不懂法，我该教的我没教到啊！”

徐教授的自责，反而把高杨吓得清醒了些，他连忙说：“徐教授别说这话，也不是您让我种新西兰品种。这事，怎么也不能怪您啊！”

可是，可是能怪谁呢？

能怪谁呢？高杨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新西兰种子不是他非要买的，是人家送上门来的。新西兰品种，也不是他要大范围种植的，是王巧妹的破园子给他传染了根腐病，他才选中了新西兰品种。种子也不是他上赶着要分给其他果农的，是人家来要，他为了团结给的。

可现在说怪谁，有用吗？法院传票上明明白白写了，他高杨是第一被告。其他果农也被告了，但是人家不是第一责任人。对于他们，老外每人索赔一块钱。

冤不冤的，还得到法庭上说去，高杨深呼吸了好一会儿，强撑着问老教授：“您比较懂法律，您认识这方面的律师吗？”

老教授点头：“懂，也不太懂。我就是上课教书的，没上过法庭。这种专利权案子，我在咱陕西也是头一回见。小高，你找律师也别在宝鸡找，西安恐怕都不行了。是这，我认识一个山东律师，人家山东是农业大省，这方面或许有经验。不过这人年纪大，我也不知道人家还接不接案子。这样，你优先找这个山东人，不行了就上北京上海找，这么大的事，律师的钱不能省。”

“嗯嗯，两位教授你们歇着吧，我去找律师。”

在绝境之中，还有人掏心掏肺帮忙，高杨的心里燃起了一点小火苗。他细细想了，诉状里没有提到那个给他卖种子的人，看来是新西兰人不知道整件事情的经过，所以才把他列为了第一被告。如果能找到那个黄爱华，那他就不是第一被告了。高杨心里燃起了希望，他决心要用刘青青那种烧不死的野草精神去应对这场官司。

辞别两位教授后，高杨立刻联系了律师。老教授说的那个山东律师果然已经退休了，但是他给介绍了个在上海上班的年轻律师，说是他的得意弟子。

年轻律师在电话里问了案子的情况，就丢过来一句话——

“我现在就订机票，西安碰头。”

第二天下午，高杨在西安见到了律师。

这个律师是女的，姓李，看着也就三十出头的样子，年轻，但是她有着和刘青青神似的爽快性格，高杨和她聊了几句就觉得可以信任。

李律师看完了起诉状，又问了一堆问题，也叹了气。

“新西兰人应该是找了专业人士，证据搜集得很齐全，证据链相当完整。你这个案子，如果能找到那个卖种子的，那还有希望。要是找不到他，专利法大锅扣你头上，还真就甩不脱了，那样的话，我也只能往降低赔偿的方向打了。”

高杨跟律师聊过了，也知道自己是吃了不懂法的亏，也接受了被告的事实，他在脑子里模拟着刘青青的思路，说：“那得想办法找那个黄爱华。”

李律师扶额，“这个人可不好找啊，外籍华人，谁知道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