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可以相信吗？她变成了普通人。她长大了，完成了学业，结婚生孩子……”

有时，陈欣怡的女儿会在旁边告诉记者：“我妈说的我其实都记得，我能记得很小的时候的事情。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感觉难受，如果没有后来林教授的帮助，让我知道正常人是怎么感受世界的，我还以为人就是生来那么难受的。原来做人可以不难受，可以很舒服的。”

陈欣怡的女儿叫陈尧昔，2120年的时候，她73岁。她是她那个时代出生的女性当中少数的几个生小孩超过四个的女人，她生了五个孩子。

也就是说，陈欣怡有五个外孙，四个女孩一个男孩。男孩在出生不久后的脑部扫描中发现了异常信号，考虑自闭症相关的高危脑部信号，在出生数日就进行了纠正，后续成为了普通人，发育过程与一般人无异。

“我现在是世界上最长命的人，但我觉得如果没有林老师，我可能活不到七十岁。”陈欣怡这么说，“从我女儿治好以后，我觉得活着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陈尧昔作为受益于神经系统信号回传技术的第一例自闭症患者，曾经多次接受采访，被问及疾病治愈前后是否有什么很特别的体验。陈尧昔经常会举一个例子：“你们会不会做梦？

“梦境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在梦里很多奇怪的事情，我们都不会怀疑，而是深信不疑。大脑会凭借经验，捏造出一个让你觉得完全是现实的情境，在里面发生的一切，神经系统感觉到的体验，视觉、触觉、听觉、本体觉、平衡觉这些初级的感觉；快乐、愤怒、悲伤、害怕、恐惧这些情绪，都是在神经元之间真实传递的信号。它让你觉得你在跑，你濒死，你很痛，那些感觉完全发生，和现实没有区别。可是醒了以后，你只会笑一笑，觉得非常荒唐。

“我患病期间的体验就是这么真实，可是等我痊愈以后，我又总怀疑那不过是一场梦——我的体验不足为奇，只要你认为它是假的，一切的痛苦都可以忍受。”陈尧昔说，“对我而言，因为那些记忆如此不同和异常，使我觉得当时神经系统的体验假得不合逻辑，假得荒谬，而现在才是真的。”

“这和如今在全息网络当中体验世界的我们的感觉相似吗？”

第2章 星垂1（下）

记者问这句话的那个时候，是2120年，距离那场灾难的降临，还有一年。

当时的全球总人口是十五亿。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多数发达国家人口锐减，不得不对欠发达地区开放移民，为了保持社会稳定，许多国家高层都选择利用神经系统信息高速公路，将“凯勒奇计划”包裹在普世人文主义价值观中进行长期的推送宣传，将民族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加以批判，试图将人类的种族通过统一的现代生活模式进行大融合。

计划并未非常成功，社会矛盾产生的理由并非各国高层想象的那样，与民族主义有很大关系，反而仅仅是就是因为人口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人口问题的根源——在晚近才有社会学家愿意指出，它实际上来源于现代社会的理论基石——人文主义本身。

自启蒙运动以后，这个价值观被逐渐全世界各个种族的人类接受：“我”的体验是世界上最重要事情，“我”作为人类的权利至高无上，任何“他人”——包括其他个体、组织、国家——都不可侵犯“我”作为人的权利，“我”有自由意志，“我”应当独立自主做出任何关于“我”的选择。这个选择，自然包括婚恋与生育。

“生存还是繁殖”，这二者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有矛盾，需要做出二选一。对自然界的生物而言，有时繁殖意味着生存会被剥夺。对于人类而言，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繁殖意味着增加劳动力，也就是增加生存几率，然而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以及社会福利保障完好的现代社会，繁殖通常意味着“自我”的丧失，这是一种极度“利他”，对自己几乎毫无益处的一种行为，不论对男性女性均是如此。

可以说，人文主义带来的科技崇拜与生育率下降几乎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因果关系，然而在上个世纪并没有哪个人类政府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说，即便认识到了这一点，“科技”作为这个时代唯一的暂时难以推翻的信仰，任何一个人类政府不可能也不愿意挑衅它。

一个多世纪以来，地球上偶有小规模的战争，但是已经许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洲际战争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转变为了“经济”与“科技”的战争，“舆论”与“数字”的较量。《孙子兵法》曾经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冷兵器时代的战神们，大概永远想不到有一天战争会完全变成“纸上谈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