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替他洗好的衣服，已经挂在衣柜里，他拿出来叠好，放回箱子，把拉链拉起来，在软件上叫了车，房间的门突然被敲响了。

他把行李箱推到门旁柜子的侧面，走过去打开了门。

杨恪穿着灰色的居家的运动长袖，站在外面。

他应该也是刚刚洗完澡，头发干了，身上不再洋溢车里的那种味道，但神情还是带着酒意，看起来更好接近。

“怎么了？”郁知年问他。

杨恪看了他一会儿，说：“没什么。”

喝了酒的杨恪和平时的他好像是两个物种，虽然两种杨恪的言行举止，都让郁知年摸不着头脑。

郁知年和他面对面站了一会儿，试探着问他：“那晚安？”

“嗯，”杨恪说，“晚安。”

然后便转身离开了，沿着走廊，走向楼梯，回他三楼的房间。

郁知年关上门，头有些痛，弄不清楚杨恪的来意。

他还没坐下，方才预约的司机给他来电话了，说已经到了别墅的大门口。

郁知年去门边拿箱子，边拿边想，他这一次走应该怎样告诉杨恪。

反正他两次离开这里，都狼狈得像在逃命，因为据郁知年了解，杨恪并不需要和他有仪式感的告别。只要说一声便可以。

他提着箱子走下楼，打开了大门，拖着行李箱往外走。

五月的赫市夜里风还很冷，司机的福特车停在大门外，车灯照在铁栏和雕花的石头上，郁知年觉得有点太明亮，很显眼。

司机是名中年男子，穿着看不清颜色的夹克，靠在车门边抽烟，见郁知年出来，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碾熄灭了，说：“只有一件行李？”

郁知年说是的，他打开后备箱。

把箱子放进去，还没关上的时候，郁知年听到身后有人叫他。

他回过头去，看见杨恪站在不远的地方。在黑夜里，杨恪看起来仿佛更高了，还是穿着刚才说晚安地睡衣，看着郁知年，走近了两步。

车灯恰好照到他一半的身体，郁知年便看见他一半的脸，也发现杨恪穿着家里的拖鞋。

“你干什么？”杨恪低声问他，以一种近乎疑惑的语气。

郁知年想了一会儿，对杨恪说：“我觉得还是住出去比较好。”

“为什么，”杨恪问，“住在这里有什么问题？”

杨恪脸上没有表情，但是因为他穿得很居家，说话也不像平时一样夹枪带棒，郁知年觉得他看上去简直有点无辜。

“不太好吧，”郁知年说，“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修好，我一直住在这里，像我还想要遗产一样。”

“要遗产有什么不好？”杨恪又问他。

夜风吹过来，司机很安静地站在不远处，没有说话。

福特车后方的柏油道又宽又长，在幽暗的路灯下，像一条静止的黑色河流。

“要遗产好吗？”郁知年反问杨恪。他顿了一下，没能控制好情绪：“难道我每天在这里骚扰你，天天追着你跑，你觉得很好？”

杨恪像是愣了愣，过了几秒，问郁知年：“那你要去追别人？”

郁知年不懂杨恪的逻辑，感觉一头雾水，说：“没有。”

“杨恪，”郁知年看着杨恪，又想到方才杨恪来找他，却什么都没说，觉得这两天的杨恪实在很古怪，想了想，问他，“你是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

杨恪看着郁知年，过了一会儿，“嗯”了一声。

“怎么了？”郁知年问他。

杨恪还是不说话，就像他要说的东西，令他非常地难以启齿。

郁知年耐心地站着等了一段时间，杨恪还是什么都不说，但又坚持地站在郁知年面前。突然之间，郁知年心里闪过一个很是荒谬的猜测。

从他回来开始，杨恪愿意让他住在家里，且一直在提信托的事，话里话外，好像都十分希望郁知年能够继承这份遗产。以及一些现在看来或许是僵硬的挽留举止，甚至在凌晨从家里出来叫住他，不由得让郁知年想到另一种可能。

郁知年张了张嘴，很慢地问杨恪：“你是不是需要跟我结婚？”

“是你需要钱吗？”郁知年问他。

杨恪沉默地看着他，但是没有反驳，好像允许了郁知年继续说下去。

“如果你需要那笔遗产，我可以和你注册结婚，”郁知年说，“我是说，走一下法律程序。”

“然后和李律师想想办法，看怎么把它转给你，”郁知年看着杨恪的眼睛，小声说，“如果是的话，你不用不好意思跟我说。我不会用这个要挟你什么，那些钱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杨恪，”郁知年认真地问他，“你需要吗？”

福特车的司机又抽了一根烟，郁知年闻到了烟味。他的余光看到黑暗里，很淡的、缥缈的烟气，从亮着的橘色烟头飘向四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