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一段时间，辗转取得了大哥的联系方式，当晚就打电话去通知父亲的死讯。在电话那一头，他哭了起来，我从来没有听见大哥像这样哭过，抽噎的声音像极了狗叫。我尝试着安慰他，不知怎么竟然笑出声来，尽管因为不合时宜而感到强烈的羞耻，笑声却已从门缝里溢出去，流向好几公里外的内河，流进那个我们捞起尸体的晚上。我的鼻尖现在还留着在警局里喝到那杯带有抹布臭味的咖啡的味道，有个人拍拍我的肩膀，低声说：走吧，去看一看她。

不知何时，电话已经挂断了，我还紧紧抓着听筒，眼泪不断落下，在桌上积成小小的一滩。我一直坚信人是独立的，或者说，相互孤立。如果事实并非如此，我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然而有些东西永远地失去了，尽管不是让人怀念的。

我和大哥没有见面，但他不久就给我写了信，信上没有提到那天电话里他的哭或者我莫名的大笑，我们的情绪从来都不重要。他了解到父亲的具体情况，认为我也需要知道。读完信之后，我又一次感到了那种命中注定的荒谬。

在我家，透过卧室的窗户可以看到港口那边的公寓，水手们不住在那里，却经常上那里去。当我上了大学，谈到这件小事的时候，我的那些同学总会揶揄地笑起来。是的，我想也是这样。附近的人都很穷，不是在海上就是在工厂里，很少有小孩儿上学。来来往往的人身上都有一股馊了的气味；偶尔在退潮后，岸上会搁浅尸体，我也曾经去看过一次，那个人一直留在我的印象里，那是在我妈妈失踪前发生的事。

海面从来不会结冰，波浪翻滚起伏，把一切身不由己的死物托上水面。在一个清晨，渔船捞起了我父亲，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掉进海里的，谁在乎呢？当我正式收到折成现金的一沓遗产，我知道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想起父亲，就像布彻尔终有一天也会忘记我一样。

有一个晚上，我靠在床头，听见楼下的淋浴声，突然感到极度的厌倦。我收拾了能想到的所有东西，把橱柜里那些碗碟都拿出来清洗了一遍，扫去角落白色的虫卵和蛛网，用水泥把前两天新发现的老鼠洞堵上。

睡觉前，我照例和布彻尔说晚安，他却没有回应，而是一直跟到我房间，默不作声地把书桌、床头柜，衣柜都打开再关上，我像个局外人一样冷漠地看着他忙碌地转来转去。布彻尔摸到枕头下面的时候，我来不及阻止，最终他掏出了一瓶安眠药，把药片倒出来一颗一颗数好，当着我的面全部倒进马桶里，按下冲水键。我阻止不了他。

“你有病。”我说。

“除了这样，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他平静地看着我，握着空瓶子的那只手在发抖。不知道为什么我观察到了这一切却无动于衷，我觉得我肯定是彻底发疯了。我凑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

布彻尔不可置信地看了我一阵，良久，他说：“好。”

第31章

我对布彻尔说：“我要离开一段时间，明天或者后天，一个人。”

“好，”他说，就像我们在谈判时急于稳住对方那样，紧接着又问，“要去多久？……你还会回来吗？”

“我不知道。”我说，声音几不可闻，“我很累，没法在乎你的心情了。”

说这话的时候，我并没有显示出非常疲惫的样子，憔悴得很平常。一个人能承受的和能表现出来的总是有限，也可能我根本没有因为什么事变得更糟，只是从一开始就想要结束，这种恳切让人持续维持在一种厌倦的状态，没有希望也不绝望。

他沉默了很久，转开视线，看向窗外：“很高兴你能坦诚地说出这样的话，爸爸。”不，他听上去一点也不高兴。

我们没有再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布彻尔搬来枕头，和我睡在一起。“如果你再也不会回来……”他说。他没有说完这句话，假装自己睡着了，我听见他有时像是骤然想起什么尴尬的事情似的急促呼吸声。我想如果我现在抱抱他，说一些安抚的话，我们两人都会好过得多，但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不知道有什么必要做出哪怕一丁点的努力。

“我希望一觉起来你就改主意了。你会吗，苏伊？”

临睡前，我听到有人这样说。我现在知道他不是我的假想朋友，我现在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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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一觉睡到中午，茫然地坐在床边思考人生。昨天那么迫切地想要离开这里，仔细一琢磨却好像没什么地方可去。我所有的不动产也不过就是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和环线里那间小药店，存款只允许我在出国旅游和供布彻尔上学之间二选一。我已经算是最不负责的家长，要考虑的事情却还是有这么多，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为自己生活过，如果我现在还能算是有生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