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立夏的第一天，吴嘉荣拎了行囊，选择离开了这儿，离开了小洋楼，逃离了这座困囿他已久的冷漠城市。

小洋楼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携带走的，吴嘉荣便什么也没收拾。

在清晨的鸟刚鸣叫时，吴嘉荣穿戴整齐下了楼，张姨正捎了早餐回来。

“嘉荣呀，今儿起那么早？”

吴嘉荣眯着眼笑：“天气好，”他偏过脑袋张望着院子里的鲜花，“张姨，花儿开得真好。您照料得真不错。”

张姨不大好意思：“运气好，运气好，凑巧就养活了。”说着，她将早餐搁到吴嘉荣面前，抬头问他：“要出门？”

吴嘉荣点点头，风轻云淡道：“出门散散步。”

“先把早餐吃了。”

“好。”

他挺着脊梁坐在沙发上，双膝并得很齐，一口又一口，慢慢地吃着热乎的肉包，明亮的天光从落地窗匍匐到他的脚边，天空的云色很浅薄，飞鸟掠过，倏然不见踪影。

吴嘉荣在书房的桌上留了字条，一笔一划写得整齐且用力，像是要让青墨色的笔记划破单薄的纸张，上头只写了一句话，那是写给江颐钧的——。

“颐钧，我倒盼着那天在桥上，你没有把我救下来。从此以后，你就当我死了吧。”

吴嘉荣如是说。

他与张姨道别，与染了墨绿的葡萄藤道别，与成排的梧桐树道别。

穿过了半个城市，吴嘉荣重新回到了那摇摇欲坠的破败楼房，这里的一切没有丝毫的变化，垃圾桶旁围绕的苍蝇一如印象中那样聒噪又肮脏，处在城市阴暗面的危楼，苟延残喘着，匍匐在伤痕累累的混泥土上。

裂开的每一道墙缝，干涸的每一条污水印子，都是时间拿刀刻在它身上的，永不褪去。

楼道里黑黢黢，泛着潮湿的气息。

吴嘉荣从光明的日光底下跨进楼中时，记忆深处的苔藓味由四面八方裹挟了上来，将他的细胞与血液浸泡住。

那个永远与潮湿苔藓挂钩的故乡，从此往后再也没有他的归处，他的根太浅，遭受的颠簸太深，让他忽地悬空，随风漂浮。

小出租房里的灰尘叠了一层多一层，吴嘉荣理出几件耐穿的衣物，装进行囊。

说来也奇怪，有段时日无人居住的屋子，处处浮着尘埃，哪怕是衣柜中的衣物都仿佛灰了一个度，唯独那套江颐钧送他的高档西服仍锃光发亮、熠熠生辉。

吴嘉荣垂着眼，缓慢地抚着西服的衣领、袖口，他轻轻地叹着气。

行李不多，钱财也不多，他没有长远的打算，准备着走一步是一步，过去的人生倒是把苦难尝了个遍，未来迎接他的总归也苦不倒哪里去。

张敛的吉他，吴嘉荣寄回了老家，顺便托了封信给母亲，交予她保管。

而那套高档西服，他不曾试穿一次，眼下更没有带走的必要，索性连着那条与江颐钧同款的深咖色围巾一块儿寄去了小洋楼。

由此，算是做个彻底的道别。

当他再度拎着行李走出这座危楼时，天色似乎更清明了，风声簌簌，树影飒飒。

吴嘉荣用笔记下了张敛的联系方式，拔掉了自己的电话卡，在车站换了张新的，紧接着随机上了一辆即刻开往南方的大巴车，终点是哪儿，他也不多问，大巴车要把他带到哪里，吴嘉荣决计看命运行事。

大巴车不比火车、飞机，票子钱便宜，且无需登记身份，哪怕江颐钧再怎么有能耐，一时半会儿也无法通过交通运输来查询他的踪迹。

他相信江颐钧会去找他。

他同样相信江颐钧不会找他太久。

三天、十天、半个月，还是一个月、三个月？

四天、至多不会超过半年，没有人能够长久地、漫无目的地寻找一个与自己毫无瓜葛的人。

哪怕是再强的占有欲，也会随风消散。

大巴车驶进了夜幕里，吴嘉荣抵着车窗昏昏欲睡，梦见了死而复生的蝴蝶。

张姨守到深夜，迟迟不见吴嘉荣回家的迹象，拨去的电话始终无人接通，她坐立不安，半晌之后打给了江颐钧。

“小钧啊，你能联系到嘉荣吗？”张姨说，“他清晨讲自己出去散步，眼下还没回来。”

电话那头的江颐钧顿感不安，那种不安就像暴风雨欲来前的阴云，浓郁，窒息，直至笼罩整座城市。

江颐钧驱车回到家，没有见到吴嘉荣的身影，只看到了那张字迹端正的字条。

在那一刻，他明白，吴嘉荣是离开他了。

江颐钧不大会表现悲伤。

林澜芝只教会他怎么笑，无论何时、何地，面对何人，都要挂着笑意。

他站在窗前，看着被阴云底下朦胧的月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