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声不再看她的脸，把目光移向面前的桌面上，鼓起勇气再次开口，讲他那些算不得陈年的往事，讲他读书时待的那座城市：“我住的城市以前是个钢铁工业城市，它总让我想起我伴侣的家乡，我在那里待了好几年，和一个混血住在一起。我的室友比我活泼得多，他总去外面游山玩水，还试图说服我和他一起出去走走。他开车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去洛杉矶度假，回来给我描述海滩多漂亮多美好，撺掇我多看看大自然。他见大自然对我没有吸引力又转去别的方向，说他前段时间去百老汇看了一场狮子王，上千个座位全满，让我一定去看看。但我一次也没去过，我就在匹兹堡那间破旧的小公寓里学习学习学习，我是学计算机的，做我们这行遇见bug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一旦程序跑不起来我就要崩溃，神经病一样扒在电脑屏幕上，从满屏密密麻麻的代码里寻到底是哪里出了错，看得太久我眼睛也花了，生理性想吐，于是我再跑去卫生间大吐一通，漱口洗脸完后再回来接着做。第一年我在一门课上遇到我的恩师，他给我很多意想不到的资源，我跟他做了一段时间项目，实际上我在实验室里并没有出多少力，但他却把我的名字加在一作里。他说我很适合做学术，我没有听，我还告诉他中国现在发展得像火箭一样，遍地机会，我想毕业就找工作，积攒些经验回国创业赚钱，说完后我看到他眼睛里全是可惜，那时候我就该意识到我可能又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无论多谨慎，我总是在做错误的选择。”

对面的医生认真听他说话，从不打断，只有程声抬起头来看她时她会给一个鼓励的眼神，再温和地给他那些过往经历丝丝缕缕作分析。

短短一个小时里程声已经对她产生莫大信任，他还讲他的家人，讲小时候带领的那帮孩子们，讲爸爸多担心自己一个人怎么在国外生活，“我爸总给我写跨洋信，但我一次也没回过信，他知道我精神状况不好，怕我死在美国，托一个同样在美国读书的朋友儿子来找我。那个人我认识，小时候我们总在一起害天害地，他是我最忠实的一个小跟班，我带他爬树爬烟囱，他在树杈上往下看时总要吓得尿裤子，我坐在另一棵树上大笑着朝他做鬼脸，嘲笑他是胆小鬼。他来找我那天身边跟着一个锥子脸的漂亮女朋友，两个人穿得气派得不得了，挎名牌包戴几十万的表，而我灰头土脸，像一个从贫民窟里跑出来的人。我打开门时看到他俩惊讶的表情，那个人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上上下下打量我，第一句话就是，程声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还有我的伴侣，你想听吗？”

医生点点头，盯着看他干燥出血的嘴唇看，递给他一张纸巾，转身重新为他接了一杯温水。

程声昂着头，丝毫不惧头顶的光线，他眯着眼看天花板，等医生重新坐回对面，再断断续续地开口：“我的伴侣，我爱他又恨他，最开始恨他把我忘记了，后来又恨他记性那么好。你知道吗？我为了让他不忘记我攥着钢棍在他脊背上砸出一道疤来，可我们再见面时他却一副全然不认得我的样子，我以为是他受过的伤太多，区区一道疤不值得他记十年。可后来我在他录音棚一间房里发现他的秘密，那时我们已经同居了，我拿着他家钥匙去找前一段时间落在那里的东西，无意间闯进乐器室隔壁一间屋子里，那间屋子密不透风，连一扇窗户都没有，我对我伴侣总有无穷无尽的好奇心，所以在屋子里逛一圈后我不受控制地打开房间一角的大柜子。那个木柜被塞得满满当当，里面摆着一封录取通知书、一个生锈的收音机、许多老磁带老碟片，正中间躺着一个格格不入的精致包装盒，我又做了一个错误决定——我打开那个包装盒，里面躺着一支鼓棒，鼓棒旁边是零零散散的女人发夹。”

说到这里，程声的嘴唇难以克制地哆嗦，但这在心理干预治疗里再正常不过，程声自己也知道，重重深呼吸几口让自己平缓下来，接着说：“他没忘，连我伤害他的事也没忘。”

跟医生谈过后程声的状态好了许多，顶着双大肿眼从门口出来后还有心思和护士开玩笑，领着他的护士看他状态这样好，感慨：“你可算是这段时间最听话的病人了。”

程声笑：“我想快点把病治好。”

回去路上他经过一间双人病房，刚走近就听里面一阵乒乒乓乓砸东西声和撕心裂肺的尖叫大喊，程声在门口站定，好奇地往里看，看到里面一个彪形大汉被几个男护士按在地上，他不断抽搐的手里紧握着一根折断的牙刷，牙刷和他的胳膊上全沾满血，窗外的阳光笼着地上不断抽搐的男人，程声跟被按在地上的男人无意中对上眼，看到他挤着眉毛朝自己瞪眼，嘴里咿咿呀呀喊着给我一个痛快。那双眼睛里满盛着某种渴望，可怕的是程声看懂了这样的眼神。他惊慌失措地转头，慌乱之中竟在平地上凭空绊了一大趔趄，可还没摔在地上就被负责他的护士强硬拉扯着往病房里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