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陈秀丽。

陈秀丽是辛也的母亲。

有一滴血从额头低落，沿着已经干涸的血迹，慢慢滴落到眼睛。

辛也本能地闭上了眼。

闭眼再睁眼的工夫，像是火车穿过隧道，路经了长长的黑暗，再等到恢复明亮时，记忆就回到了两三岁——他那时还不记事，是附近人口耳相传，间接传到他耳朵里。

大概是陈秀丽谈了一个男人，男人却以虐待他为乐。用烟头烫他，用胶带封住他的嘴巴不给他哭，把他塞进冰箱里……而陈秀丽要么假装没看见，要么就静静地抱着胸，漠漠然地看着他被虐待。

再长大些，男人被警察抓走了。他上了幼儿园。上下学时，别的小朋友总是有爸爸妈妈来接送，而陈秀丽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打雷闪电，都从没有接送过他。有一回，他发着高烧撑着上完一天的课，艰难走回家，站在家门口抓着门框以维持自己不倒下，红着眼圈哽咽地说：“妈妈我好难受”。

而陈秀丽提着菜篮子，冷冷地无视他，漠视他，毫不犹豫地与他擦身而过出了门。

又想起十一岁时，母亲喝了酒，醉醺醺的，一会歇斯底里地大哭，一会声嘶力竭地大骂。她紧紧抠着他的双肩，用力摇晃他，神情疯癫，恨到不能自已，“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要不是那个变态，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这样！要不是有了你，我怎么可能被赶出家门！你怎么就不去死！你为什么还没死！你去死啊！你死了我就不会这么惨了！你死就好了啊！你去死啊！”

他记得从那时起，他才知道，自己是母亲被强迫怀上的孩子；是母亲逃回娘家又被赶出娘家没钱打胎后苟延残喘下来的一条贱命；是日日夜夜被自己的亲生母亲诅咒活该去死的小孩。

十一岁那年，母亲似乎都是在酒精里度过的。她白天里喝酒，晚上了还喝酒。

有一次她喝得太醉，意识不清，看见他回家，如临大敌，直接摔碎了手头的酒瓶，拿着锋利的半个酒瓶使劲砸他，打他，骂他是个变态。

他不敢反抗，也不想反抗，任由眼前这个可怜的女人把自己当成是那个自己血缘关系上的父亲，打得他脸上浸满了血，慢慢模糊他五官的轮廓。

最后这个可怜的女人打到没了力气，仿佛才认清眼前的人是她的儿子，抚摸着他的头，痛哭流涕地道歉，“我的儿子，你痛不痛？你痛吗？妈妈不是故意的，妈妈真的不是故意的。妈妈真的太痛苦了，妈妈活不下去了，可是妈妈又不敢死，你还那么小，你还没死，妈妈怎么敢抛下你一个人死啊——”

好像是自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干干净净健健康康地回来过，每天不是额头流血，就是瘸腿崴脚。他自以为是地觉得，只有痛苦，只有受伤，才会被陈秀丽抱紧，才会被陈秀丽疼爱。可是陈秀丽却再也没有问过他痛不痛，还是继续漠视他，无视他，把他当做无关紧要的透明人，对他完全不管不问。

后来他才知道，陈秀丽又恋爱了。

陈秀丽遇到了张乐平的父亲，一个做房地产生意的有钱男人，张锦超。

……

陈秀丽收拾好了行李，把行李箱拉上，打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时候眉眼舒展，神色温柔，声音像渡着一层金色的阳光，暖融融的。

“嗯。我都收拾好了。”

“……”

“你到哪里了？”

“……”

“好啊。那我马上到门口。”

陈秀丽推着行李箱，走到一侧的墙壁，暗灭了灯。她推着行李箱缓缓向门口走来，在地上划出一阵响亮而流畅的滚动摩擦声。

她就像是没看到辛也一样，漠漠然地擦过他，并把铁门拉开得更大些，刚好够她出去。

出了门，陈秀丽上了一辆黑色的高档小汽车，男人替她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很快，在透凉的晚风与无尽的夜色里，消失不见了。

从头到尾，陈秀丽都没有看辛也一眼。

直到坐上车，她一步也没有回头。再也没有像那唯一仅有的那次一样，捧着他受伤流血的脸拥抱他……

辛也的卧室大约三十平，墙壁和天花板上照旧都贴满了镜子。屋里有一张铺了深蓝色床单的单人床，床头对上去的墙角安着一个可以拍摄整个卧室的摄像头。屋子北侧是一个两米长的大书桌，书桌上摆了一台笔记本，两台台式机，一个打印机，一个碎纸机。西侧是一个长有七米、高约三四米的塞满了各式各样书籍的书柜。

书柜的左侧，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个个透明的大小不一的玻璃容器，里面是各式各样的动物样本。其中还有个木盒子，里面列着林林总总的化学试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