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主诉：耳鸣1+周

“你是首诊医生，当时接诊的病人，病人进来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你当时问了哪些问题？”

“查体没有？全身查体还有神经内科查体，都有什么体征？”

“你最早判断病人病情是什么？”

“你是怎么给他交代病情的？”

“你有提到过可能会有小脑梗塞吗？”

“你给病人交代了这些风险，有没有记录的文字？”

“所有的沟通内容，有没有病人或者家属签字？”

“当时用这些药物，是怎么考虑的？”

“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交代了没有？”

“病人和家属对你这些知情告知，有什么反应？”

“你觉得这个过程中，你可能有的疏忽有哪些？”

……

赵彬已经不知道这是多少次回答这些问题。他口干舌燥，脑子里已经完全空白，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所有的声音如同成千上万只苍蝇在耳膜上不停扑翅震动，他觉得胸口沉闷、头晕目眩、恶心……但是此时此刻，他却连一点疲态也不敢表现出来。

C大附院每年总会遇到几次医疗官司，有上法庭解决的，有走中间机构仲裁解决的。每一次医疗官司都必须认真处理。对于医院来说，一次医疗官司不只是赔偿，还涉及医院的口碑。对于涉事医生个人来说，就更加沉重。这是巨大的精神压力。医院法务部的顾问律师来约谈相关人员，一周里面，他和这位律师见面2次，每一次都有种接近崩溃的感觉。

赵彬这边提问结束了，他无力地倒在沙发上。那边律师又开始提问NICU病人的主管医生文真萍。相关NICU治疗的问题更多，一项一项问下来，整个办公室里面气氛凝重，现场每个人都压抑得不敢大声喘气。

提问结束，又是查病历。每一条可能的漏洞都要提出来，再有律师指导应该如何合理解释。

说到最后，又是对病历、沟通等的批评和提高要求。对于家属签字，除了签字以外，还要按手印。几个一线都听得头痛不已。尤其是急诊科这边，接诊病人数量太大，每天还有这么多留观、抢救，每个病人都要这样战战兢兢地沟通、签字甚至录音，工作量要增加很多。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法务说，“我也和你们一样，我很感慨现在的状况。我以前在美国学了一段时间法律，也接触过医疗官司，接触过美国的医院。他们的医生，不用像我们的医生，每天如履薄冰。举一个大家应该都熟悉的例子。护士配液时候，应该用氯化钠配液，结果拿成了氯化钾，最后病人死了。病人来告医院。医院说，这是生产厂家没有把氯化钾和氯化钠的瓶子区分做出来，护士在忙碌、紧张的时候，出错很正常，所以不应该护士和医院承担责任。法院就这么判了，护士没有责任。我知道大家都会觉得匪夷所思，在中国，这种事情，绝对是医院全责。我们的护士可能就这样吊销执照、终身禁止返回岗位。在美国，一个医生可能每周都要上一次法庭，但绝对不会因为少说一句话，少一个签字被判有错。像我们的病例，大家都知道小脑梗塞是疾病的进展，是不可能预防的，我们也给病人交代过。但是我们的病人不是这样想。他觉得我在医院，医生既然想到了，就应该有办法帮我避开这些风险。”

法务喝了一口水，继续说：“我非常同情我们的医生。我们医生的工作量是全世界最大的，医务工作者是全世界收入排名最靠后的，承担的风险却是最大的。但是，我也只能帮你们到这里，我们没办法改变现有的制度，就只能迎合制度保护自己。这些文书，我知道给大家增加了很大负担，但是，为了保护好自己，让自己职业生涯不会反复遇到无礼纠纷，大家重视，一定要重视！”

今天的约谈结束，赵彬脑袋又昏又胀地从办公室出来，感到窗外的阳光都有些刺眼。约谈是提前定好的时间，为此他调班昨天上了通宵。NICU的文真萍也差不多，夜班下了还没回去。两个医生身体精神双重压力，走路时候都有些脚步虚浮。

赵彬正要和文真萍交流几句，互相倾诉一下内心的愤懑，急诊科周主任就叫了他：“赵彬，今天正好，跟我一起回科室，我有事跟你说一下。”

赵彬预感不是什么好事，只好自动消音，跟文真萍挥挥手，无奈地耸耸肩。文真萍看他夜班也没下成，才跟律师约谈了又要被领导约谈，实在是雪上加霜的境地，忍不住对他露出了同情的目光。

两个人闲聊几句科室的事情和赵彬手上的文章，走回到急诊科。周主任开了主任办公室门，让赵彬进去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