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起一行，兰生又道：

【我再一次非常幸运，《生根》入围都灵影展。我没资金去打广告，只能站在酒店门口，或站在会场门口，一边发宣传单，一边说：“请来看看我的片子！请来看看我的片子！”那个时候，参加影展、卖掉版权，在欧美的电影节和电影院中被放映，是唯二的见光机会。何况，我也必须还清欠债。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回来我被禁了8年。

1993年，《美丽的海》入围戛纳，1994年，《山坎》《黑白》退出影展，我就觉得挺没意思，欧美参展挺没意思，于是，带着自己几部片子在咖啡馆私下放映。有一回，我在举着大黑布遮某咖啡馆的天窗时，跌下来，摔断了腿，我在医院悄悄哭了，想，“我好想被公映啊。”“真的，好想被公映啊。”

1995年，VCD盗版碟流行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希望，被看到的一个希望。于是，我请莘野来拍《圆满》，又一次参加影展。《圆满》柏林擒熊以后，盗版商们毫无反应，我就带着剧组的人在全国的租碟社问，让老板向盗版商们反馈这个市场需求，最终，我的盗版出现了，我那时候欣喜若狂，在大街上跑了起来。

1997年……

2003年，我永远都忘记不了。11月1号那天下午，我在新开的图书城漫无目的随便溜达，却见到了《看电影》杂志的总编辑张学文。在那里，张总编对我透漏，“民营公司不需要跟大制片厂买厂标了！”“流程变了，在前进了！”“电影局要给您解禁了！”

他没说错。2003年11月30号，在电影局与青年导演的座谈会上，我跟其他独立导演被电影局正式解禁。

而后，这一年半，我拍摄了《一见钟情》。

至此，走过漫漫的15年，我终于能被公开放映了。

被人看到的时候，我才是活着的。

在我看来，走当初的那一条路自然而然、别无选择，即使后来被讨论、受争议，我也从来不曾后悔，亦不曾羞愧。那时情况太特殊了，与今天完全不同，并不存在为名为利去迎合谁或讨好谁。我有时候觉得委屈，想：你们是不是太敏感了？你们是不是为面子呢？难道可以忽略那些还在受苦的人们吗？说实话，我不希望我的片被拿去证明什么东西，或是大国崛起，或是别的，我很为难，它做不到。不过，另外一些时候，我又陷入一种迷茫。政治实在太复杂了，导演对此滔滔不绝也是十分危险的事。我只知道，21岁的一个青年无法判断“过不过界”。至于现在，我不想了，只要导演还想公映，“过不过界”有人决定，无法由他本人决定。我更在意我能做的，比如，就在上月，我与电影局的川局再次表达我的想法，同时也是表达电影人的想法——希望，审片委员会的构成可以进一步地改良，减少官员的数量，增加其他人的数量，比如，电影与社会的学者、儿童教育专家，还建议了审片委员的年轻化等等东西，以及……让电影人的作品能更容易与观众见面。我只想从电影出发，也只能从电影出发。我希望能更加自由，我不避讳这一点。】

性格使然，谢兰生是比较温和的，这个阶段，他更思考“能做什么”，比如促进放宽尺度，再比如争取规范条款。不过，他也知道，很多很多的电影人很激烈地反对审查，即使明知它绝无可能被取消，“不沟通”在表明态度的同时也放弃了沟通与博弈。

最后，谢兰生写道：

【这些天，一些朋友常常问我：谢兰生，见到资本的獠牙了吗？见到资本的狰狞了吗？你是不是非常伤心？是不是非常绝望？

老实说，没有。

我们这些“独立导演”的解禁电影陆续上映，被观众嘲笑说“闷”，被媒体宣判死刑，而我还有《一见钟情》呢，被争论、被打压，可是我们还在拍摄电影，我们还在这里活着。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经历太多太多，我们永远不会枯萎。所以，尽管争论，尽管打压，我并不会想要摆脱‘独立导演’这个标签，亦不会想要逃避刀刀见血的新市场。“六代导演”“独立导演”“中国导演”……或者，“转型期的中国导演”“夹缝中的中国导演”，这些词汇我都听过，经常不是好词，可我愿意属于它们，发自真心地愿意继续属于它们。

谢兰生

2005年5月2日】

深蓝的和谢兰生的两封公告一贴出来，天下电影等等论坛整个风向都变化了。

无数人说：

【我信了。】

【我也信了。】

【那个年代……】

【天，我是真的从不知道以前导演这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