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你可以这样，但是华妈呢？”我说。

“这也是出于她的自愿，她有一个儿子在上海做生意，她早就想回南了，如果她不能在青岛，就一直回南。”

话说到这里，似乎已经不容我再说下去了，也不知道由于何种理由和激动，我也觉得无须再说下去了。并且忽然涨满在我心头的是一种义愤之气和感激之情，我的感情便潮水似的漫过了理智的种种算计。我十分惭愧地感到银宝比我伟大得多，勇敢得多，一转念之间便忽然把那认为异常困难的全盘丢掉。而且近乎迷信的是觉得既然有了银宝的这种的决心，那易庭波的病便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最坏的地步，几乎已经“一定康健”了。而对于银宝，这种私奔的事情便好像也会一定成功，决不会遇见什么阻碍，我恍惚中似乎看见那种事情在这世界上到处都有，而且没有一个不是成功的。而且又以为凡人要想从这一个境地转到另外一个境地去也莫不是由于这一种大胆的决心，有了这大胆的决心，其余的所谓阻碍便渺小得像砂石一般，那许多不幸中之大幸之事正好像一件一件分明地展在我的眼前，那么人家既然都会那样侥幸成功，又安见得对于银宝会独独不幸？又安见对于易庭波会不幸呢？

于是我一面用恭敬的态度望一望华妈，在看见她那愚蠢而又毅然的表情之时，便用出于感情的大胆的卤莽态度把头倔强地摆一摆道：

“既然这样很可以这样做！”

我这样决定之后事情便已决定了，事情便在明天，我不再耽搁，立即出了潇湘馆。我的腿里好像有了种奇怪的力量，弄得步伐如飞的一般，轻快地跳也似的绕过南市场那个圈子的时候，望见寒夜中的明星似乎都竭全力在向青岛那方面放出毫光，而且一看到那所有的妓楼，便仿佛看见许多姑娘们都疯了似的从那高楼之上跳下来了。

但是我究竟不是个生而大胆的人，一出南市场被那迎面的朔风扑了一下之后，我惟恐自己又胆馁起来，当夜不敢在家里歇宿，便决计带了银钱到日本站火车站附近的日本旅馆中去租了一个卧房。又想早点使易庭波安慰起见，当夜到日本电报局里去送一个电报给易庭波。之后，便一个人叫了些酒菜在旅馆里喝着。在那感动的醉醺醺的激荡之中，我大概是红着面孔用拳头搁在一个桌子上，而腿便绿林英雄似的跷起在椅子上，仿佛看见自己的脚上穿着绣花的薄底快靴，头上打着一个英雄结，而背上正斜插一把单刀，准备施展出我那飞檐走壁之能，和那所谓赃官污吏的公差们的铁尺来决一死战，同时浮在我面前的银宝的面孔也像照相放大似的而且又庄严又伟大起来，便是那山羊面孔的额角上也似乎透出一片忠心赤胆的红色光芒，我的感情十分汹涌，又忽然想替她们做起诗来了。

一宿是这样过去，第二天的奉天又下着漫天大雪，从十二点钟起我便用出不怕寒冷的毅力，并且也做得像铜像似的挺立在火车站的前面，在那乱琼碎玉似的满城雪花的景象之中，等待那“红拂”（我当时这样想）的车子来到。由于我那急性的等待，每一部马车来到时便使我的心头跳了一下，而且用猜想的眼睛时时看见一部马车夹在别的许多马车之间停下，于是黑色的皮篷拉开，露出银宝的冰冷的面孔，再是愚拙而一致到底的山羊的面孔……我一面又望着那几条日本人手造起来想在世界上出风头似的高房阔路笔直崭齐的大道，在灰沉沉的天空底下俱像银装粉砌似的，又像是一个伟大的结婚的殿堂，那雪花正是从上帝的手中撒下来的五彩纸碎一般；但我同时又恍惚如身在梦中，不相信那一切的遭遇都是真实，看着那分明的现实的世界，对着那许多蚂蚁似的，在短促的所谓百年人寿之中为着人事而兢兢业业冒着雪花赶向火车站来的人们，不相信这一段故事有实在性，几乎完全是罗曼斯，是理想，也似乎是我随心所欲捏造出来的事情了。

而当那梦也似的等待之际我脑中又描画出两轴不同的图像来：其一是易庭波骨瘦的身体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而一只巨大的黑蝙蝠的翅膀似乎从屋梁上伸下来快要盖没了他，于是他那瘦极了的面孔上的悲苦极了的眼睛，正用挣扎的微光瞪视着，像在咬啮悲厄的运命……又其一则是在碧海之滨，苍天之下，田禾与树林之间有一所房子，其中生活着易庭波和银宝姑娘，在过着幸福的日子……我自言自语地说道：“看你们的命运吧！看你们的命运吧！”而这所谓命运者又好像是全人类的命运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