Ｎ校的老章程，学生本来有个自治会，这自治会的势力，足以干预学校的行政，学生的嚣张性，也就是这样养成的。周先生很知道这层道理，却不能立刻取缔它，仍让他们保留，但开头就把他们的代表召集起来开个会议。先缓缓地演说了一遍，再替办事人方面解释了一番，取公开态度，提出几个问题来全盘讨论，等许多强词夺理的学生的理由纷然发出来了之后，他就像诸葛亮舌战群儒一般，逐条把来驳翻了。最后，又恐太伤了和气，将老早预备在桌面上的点心，亲自分给他们吃。再用“上课的时候是师生，平常的时候是朋友”的一句话来收了场。

这样一步一步做去，他觉得很不棘手，因而他的自信力又比初回国的时候强了几分。和他住得相近的几位同事，因此也说他办事很有力量，并且容貌，态度也不像个中国人——许多人好像知道中国人不是优良的人种，都以像外国人为荣——他听到这种私心自慰的荣誉，心中又添了几分办事的狂热。他常喜欢听见这一类的话，就常邀他们到卧房里去坐，让大家去鉴赏他那些精致的，文明的从外国带回来的东西，一方面告诉他们以出产，价钱，又使用给他们看，表示他的渊博，灵敏，有见识，而且大方。就是那搁在唇上的一瓣小胡子，也常在说笑话的时候，说这小东西很得女子的欢心的，并且引莫泊桑的“髭须”做证据；但这不过偶然说及，稍为正经的时候，就绝对不提。

他住的这地方是全校最高，最清洁的地方，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建筑，Ｎ校的人称之为洋楼。电话室也在那里，会议室也在那里，陈列室，校长室，教员膳厅都在那里，可以说是全校的中心。和周先生一起住在楼上的，还有教务主任白先生，训育主任黄先生，历史教员姜先生，体操教员蒋先生。此外还有几个重要的职员，还有几个服侍他们的工人。

Ｎ校本是城东书院的旧址，后来加以刷新，改造，才成了现在的校舍，占地极大——据外头人说，可以叫人进去了不认得出来——自南至北，准有一里路长，因此房舍繁多，学生，教员的宿舍也不能在一处，分做几区住下。教员寄宿舍除洋楼外，还有五区，三区两个地方。但这两处都不及洋楼的房舍清洁，而洋楼最足以代表全校的精神。自从新校长接任以来，周先生做了总务主任之后，便带来一片新兴的气象：地板是冲洗了，墙壁是粉刷了，玻璃是明净了，整日里可以听见许多人来往着的稳而且健的皮鞋声音，晚上，在那雪亮的电灯光下面，照见一班先生们的白的面孔，蹙着眉头朝着桌面上办公。住在楼背后的几个工人，也不时悄悄地送茶送水。

冯校长本来是研究经济的，但他的根性上带着很深的道学气，回国以来，闭门养性，又有了些佛家气，然而他的神经却终于衰弱了！因为要养病，所以不能住在校内。他那校长室里，只放着一张写字台，和几件玲珑的木器，挂几条名人字画。他按时到校后。就坐在一张藤椅子上吸着旱烟，一边把烟袋的铜头子在地板上敲着，一边默然朝着前任教育厅长写赠他的一副对联出神。假使学校里有要讨论的事件，就在这时间办理。不过有了个总务主任周先生，他在这校长室里的时间多半是静坐过去的，所以每逢刮风、落雨的天气，也就不来了。

洋楼上的先生们牺牲了许多脑力的结果，几个礼拜下来已有了莫大的成绩：上课的时候，课堂里后面几排课桌已不让它空着——从前上课时只有少数学生坐在课堂里，其余一部分立在窗子外面望，还有一部分在操场上打球——白天宿舍里也不敢有人睡中觉了，办公室里的四面墙上，也层层叠叠挂满了表册——前任校长在那里时，办公室里的职员是很清闲的——最显著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课间操；一件是开周会。上课间操时，只要那高处的铜钟响了，学生们就像一群黑山羊似的拥到操场上去。开周会的时候，大礼堂上挂着灿烂的国旗和校旗，音乐教员奏着风琴，大家唱着歌，就像教会里面做礼拜一般。

但是周先生得意的还不在这些地方，还有两件事是他首创的：一是和理化教员李先生商量的结果修理好的一个理化实验室；一是艺术教员要求出来的陈列室。这两个地方费钱最多，都是苦心孤诣和冯校长细确筹算过几次才得成功。现在化验室的旁边已经竖了一个贮水亭，用铁管子从地下通水到化验室去供给使用，又新制了不少的贮藏药品的玻璃橱和各种奇形怪状的器械。陈列室里也有许多橱，又有许多镜框子，布置得琳琅满目。凡有参观的人来，他就把他们引到这种地方，告诉他们为了这些事花了多少钱，又藉此提起外国许多学校的情形，又说到关于学生精神方面何等重要的话。参观的人听了，一时间如看着魔术一般，又惊又喜地佩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