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有个坏消息——传播途径太难控制了。

血液，性，黏膜接触，还有呼吸道等等，而且传染率很高。

这是个临海的城市，九月又是海水最暖的时候，最初感染者主要来自于这些海泳爱好者，而且年纪普遍偏大，身上携带的其他疾病很多，感染后容易引起并发症致死。

还有一些来自于生食带病毒的海鲜，生鱼片，生吃生蚝等也算是当地一大特色。

最初的感染者基数较大，传染途径有多，隔离还不及时，结果就演变成如今这个瘫痪的场面。

感染者日益增加，如何有效防护也是个令人头痛的难题，但是这个被分派给医学专家那边处理，上头一再催促我们抓紧研制抗病毒的药物，这个疾病的致死率太高了，再拖下去病情很有可能控制不住。

专家们挤在狭小的隔间开了整整一个白天的会议，要不是都带着口罩，那应当是一副唾沫星子横飞的场面，对于他们而言，这一天是演练和争辩，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助手而言，根本没有插话的机会，只能站在角落里，捧着手写板做了好几页的会议笔记，结束的时候地上飘着好几页，大家你的我的又争辩了半天。

最后统一的大方向是在复制阶段对病毒造成妨碍。

大方向定好之后，各组分工合作，从理论计算到药物设计，走得都很顺，可当第一支抗病毒药物即将出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药物的主要成分不能再人体内长时间稳定存在。

这无疑给我们了沉重的打击，也把过去的那些不眠不休的日子都化成了无用的废品，作为主要负责人的老师也为这次错误的指挥埋了单，病毒这个不用显微镜都看不到的小玩意儿，已经开始肆无忌惮地侵犯每个人的心理防线。

负责人换成了一个当地一个老牌病毒研究所的老所长，在首轮研究宣告失败后，他给了我们三个小时调整，三个小时之后开会。

我用那三个小时去见了宋嘉遥。

其实每天在死亡名单公布之前，我都会偷偷溜到玻璃门外看他一眼，他有时能感知到我的存在，抬起眼睛看我一眼，但是近来大多书情况下，都是闭着眼没什么生气的躺在那儿。

第一批感染者之中，还活着的就只剩下他还有另一个打捞队的。

而我最初那点救世主一般的狂傲奢望已经荡然无存了，仅仅是知道他还活着就已经心怀感激了。

挫败感和相继涌上来的无力感都太真实了，我怕我救不了他，我怕他等不到和药物临床使用的那一天。

我脑子里浮现出一个想法。

*

新一次的会议采用的还是旧方向，在原有的复制阶段阻碍，只是计划中改变了阻碍的策略，从干扰变成了竞争性抑制。

这个方案在我们上一次的会议记录草案上就是存在的，只是经过理论计算后发现不如干扰素来的快，我看见老师似乎皱着眉头似乎想说这一点，但是他还没有发言就被驳回了。

他现在的处境也很尴尬。

会议结束后我走到他身边，想把那些欲言又止的话问出来，他说合成慢，条件高只占一小部分，他比较在意的可能存在的毒副作用，但是没办法，这次是长期作战，只能先试试看了，必须想办法扳过一句，不能再死人了。

他说的对，不能再死人了。

我停下来不走了。

老师独自往前走了一会儿，回过头来发现我没有跟上，便有些不耐烦地催促我快过来，大家都开始各自的部分了，我们不能拖后腿。

渐渐的，他的脸在我眼前被水汽模糊起来，护目镜里起了雾，我哭了。

“试试抗病毒血清吧，老师。”我对他说。

他问我突然犯什么神经，到目前为止一例治愈患者都没有出现，而制作动物血清又是耗时最长的，最快也要三个月才可以用到临床试验上，而且这种异种生物制剂没有经过层层关卡的检测，是不能用在人身上的，容易引起更严重的过敏反应。

我知道，我都知道。

所以我说不用动物，我来。

后来我也常常记起接种病毒的前一天晚上，我躺在研究所后面那片还荒废着的水泥地上，我睡不着，脑子里总能想起我那个白捡来的便宜儿子。

也不知道他豁的那颗牙长回来没有，期末的家长会有没有人去给他开，在我实验室写作业时打翻在本子上的氨水有没有散下干净味道。

仔细想想，我坑他叫了那么多年爹，好像只教会了他怎么站在椅子上刷碗。

我想给友人打个电话，可一周没充电的手机却在开机的一瞬间耗尽了最后的电量。

关于那天晚上的记忆，我没有和宋嘉遥说过，也没有和我的便宜儿子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