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填报的志愿两个人还是在专业上有点出入，他们的家长不会以他们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不过说实话那会儿的高三学生也没什么兴趣可言，爱好几乎等同于玩物丧志，大多数人不会用自己真正的志向决定未来，更多的是从未来就业的角度考虑。没办法中国就是人多，必须要先保证有能够提供工资的经济基础，然后才能去考虑发展自己的上层建筑。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政治必考题，所有人从小到大就烂背于心，到现在也都深刻领悟了。

但好在从上往下看他们的报考学校是一致的，如果正常发挥，顶多是专业不一样，还是能保证在同一个学校里面的。

不久后高三全年级开始评选区级三好生，每班推选两名同学，然后全年级按班对候选人进行投票，最终确定四个名额。这个称号不仅仅是荣誉，还可以在最后的高考成绩里加上二十分，是实打实的超级优惠。陈寻虽然没当上A班班长，但因为以前在学生会和团委都任职有过不少优异表现，加上侯老师的推荐，所以被任命为A班团支书。他也在这次的候选人中，在A班投票的时候，他给自己投了一票，虽然有点不符合中国谦虚谨慎的做人标准，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陈寻也顾不得许多了。

谁知唱票的时候陈寻猛然发现自己的人缘居然好得惊人，眼看看一张张选票念着都有他的名字，可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心想万一弄个全票，所有同学就都知道他选了自己，那可是丢人丢大发了。就在他愁眉苦脸的时候，突然一张选票没有他的名字，陈寻丝毫不见懊恼，反而雀跃起来，最终他以全班只差一票全票，全年级二百三十四票的结果，获得了二十分的加分。

陈寻把这事告诉了赵烨乔燃，两人都骂他有狗屎运，那个没投他票的人反而给了他台阶下，又不好和别人说，肯定心里憋屈极了。陈寻十分得意，玩命感谢匿名者给他的莫大帮助，虽然最后谁也猜不出这个人是谁，可他真的一点都不在意。

比较在意这件事的倒是方茴，她对于两人之间这凭空二十分的差距惶恐不安。

距离“黑色七月”前两周，学校统一放了假，把最后一段冲刺复习的日子留给了学生自己，这样更有针对性，每天只安排老师在学校答疑。在学校的最后一天有点悲情的味道，每个老师都祝福他们能取得好成绩，每一节课都成了老师和同学在课堂上最后的交流，每一次铃响都用掌声来谢谢老师的教诲。同学之间互相道别勉励，有写同学录的，有拿出集体照让大家在背面签字的，有的干脆把校服脱下来让同学老师在上面留言。

方茴他们在中午终于聚在了一起，这一年来他们都没好好在一起待过，刚上高三有一次一起吃饭，出来的时候正和从旁边饭馆走出的高三年级各班老师碰个正着。于是各班老师找各班学生，一起打着饱嗝，在大街上就充分的教育了他们。而当他们再次相聚，竟然已经是高中年代的最后一天。几个人虽然又说又笑，心里却都是空落落的。

他们围坐在学校后院的一棵大树栏杆上，每个人都远远看着分外熟悉却离别在即的记载着欢笑与泪水的校园，离别的愁绪满满的缠绕上心底。

第七卷遇见

方茴说：“长大了之后总会学不一样的功课，走不一样的路，遇见不一样的人，我们根本避免不了分道而行的命运。”

（1）

回到北京我真真的适应了一段日子，偶尔睡迷瞪了还总习惯性地寻摸着方茴的影子，而在详细比对了我的房间和澳洲小屋之后，我才反应过来，我和她已经在两个不同的半球上了。

我在家休养了几天，马上就开始制作简历找工作了。说到底我到澳洲不是为了泡姑娘，最主要目的还是拿个外国字的文凭，回来找份像样的工作。可惜我有点生不逢时，人家出国留学的时候，留学生还是香饽饽，等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已经掉一招牌砸一个半留学生了。所谓半个留学生就是那种出国之后只和同胞混，考试基本靠抄，听课基本靠睡，买东西基本靠比画，找工作基本靠忽悠的人。就是因为有这种滥竽充数的人混在留学生的群体之中，才让我们的身价整体下滑。所以当我拿着烫金字的毕业证去求职时，人力资源部的大爷大叔大妈大婶们已经不再以崇敬的目光看待我了，取而代之是一种麻木的态度，问的问题也很鄙视，就差没直接说你们家给你砸多少钱买一文凭了。

我在澳洲攻读的是“Accounting”，不是我对会计这份行业有着特别的追求和热爱，而是纯属它比较好过好毕业。我妈干了一辈子这个，对此很有研究，她在找工作之前就跟我说了这个职业的敏感性，总结起来就是劳神费心不讨好风险高。做假账肯定是不行的，终有一天会受到公安机关的审判；老实做账也不太行，终有一天会受到老板的审判。所以最好不去做账。我心说那我干吗去呀？本科的自动化专业我早忘得差不多了。我妈说咱们可以曲线救国，干相关的行业啊，比如说银行证券咨询公司事务所，能干的都可以去试试。这种情况不是很多吗？学土木工程的做广告去了，学环境工程的去搞房地产了，人太多当初不好分配，社会给了你们再次寻找未来的机会，儿子，明儿就去银行投简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