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边只有一张静秋六岁时的照片和那封十六个字的信。他一直保存着，也放在那个军用挂包里。

孙建民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了静秋。

每年的五月，静秋都会到那棵山楂树下，跟老三一起看山楂花。不知道是不是她的心理作用，她觉得那树上的花比老三送去的那些花更红了。

十年后，静秋考上L大英文系的硕士研究生。

二十年后，静秋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三十年后，静秋已经任教于美国的一所大学。今年，她会带着女儿飞回那棵山楂树下，看望老三。

她会对女儿说：“这里长眠着我爱的人。”

（完）

（谨以此文纪念孙建新（老三）逝世三十周年）

第六部分 代后记

第120节：静秋的代后记（1）

静秋的代后记

套黄颜的话，《山楂树之恋》不是我写的，我越俎代庖写后记，是为代。

艾米很早就“威胁”我说：“网友想看你的故事，我要把你的故事码出来。”

但我是个没故事的人，因为我一贯活得谨小慎微，勤勤恳恳地“平凡-LIZE”自己的生活。灾难还没到来，已预先在心中作了最坏的准备，那份恐惧和痛苦已经分散到灾难来临之前的那些日子里去了。当灾难真正到来的时候，内心已经不能感受那份冲击和震动。同样，当幸福来临的时候，我总是警告自己：福兮祸所伏，不要太高兴，欢喜必有愁来到。于是对幸福的感受又被对灾难的预悸冲淡了。

这样活着，不至于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击倒，但同时也剥夺了自己大喜大悲的权利，终于将生活兑成了一杯温开水，蜷缩在27度的恒温之中，昏昏欲睡。

最终想到让艾米把老三的故事写出来，是因为今年恰逢老三逝世三十周年，我准备回国看望老三，于是想当然地认为把他的故事写出来贴在网上也是一种纪念。艾米看了老三的故事，欣然答应，于是有了47集的《山楂树之恋》。

我首先要感谢艾米的生花妙笔，那是我无法企及的。我给她的，仅仅是一个20岁的女孩在一个非常粗糙的本子上写下的非常粗糙的东西。我那时所有的文学知识都来自于我看过的那几本书。故事发生在文革后期，我生活在那个年代，所以写的时候没有交代当时的背景。我那时的思想也受很多条条框框束缚，写出来的东西摆脱不了当时独霸文坛的那种“党八股”风格。

艾米就以这样一个幼稚、粗糙而且僵化的东西为蓝本，写出了一个引众多网友竞相泪下的故事，这应该归功于艾米独特的文笔、文眼与文心。

艾米的文笔之好，有目共睹。有人曾批评她写的《致命的温柔>>，说她“这么好的文笔，为什么不写点有意义的题材”。一个题材有没有意义，要看是对谁而言，在此我无意探讨《致命的温柔》究竟有没有意义，我只想以这个例子来证明，即便那些批评她的人，对她的文笔也是赞不绝口的。

在我看来，艾米的文笔好就好在朴实无华，生动活泼，亦庄亦谐。她不追求辞藻的华丽或者结构的复杂。她写的东西，词汇很通俗，读过几年中学的人就能认全。她写的句子都不长，很少有长得转行的句子。但她刻画的人物却不仅生动，而且深刻，使人过目不忘。

听艾米说曾有人给她发悄悄话，说她写的男性都是一类人，女性也是一类人。也许说这话的人对“一类”有她独到的见解，但我们知道艾米刻画出了多类男性和女性，每个人物---包括次要人物----都是那么鲜明生动，几乎都成为某类人物的代名词。我们在生活中或别的小说中看到某个人，会情不自禁地想：“这个人跟小昆一样”或者“这个人不如黄颜”或者“这句话怎么像是唐小琳说的？”

这说明艾米笔下的人物已经“活起来”了，不再是“人物”，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仿佛就在我们身边。她写的每个故事，都有一众男性与女性，但我们绝对不会张冠李戴，不会把小白当成何塞，也不会把周建新当成孙建新。

当我们情不自禁地把老三拿来跟黄颜比较的时候，就证明艾米刻画人物非常成功，因为黄颜已经成了某类男性的代名词。称不称得上伟大的请人，先跟黄颜比试比试，比不过的，就干脆一边歇着。老三在跟黄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赢得了一批粉丝，以他的“酸”战胜了黄颜，但又以他的过早离去输给了黄颜。

我在这里开这个不合时宜的玩笑，是想说明即便是两个非常类似的人物，艾米写出来也能让大家清楚地感到谁是谁。写两类不同的人写得让人看出谁是张三谁是李四，是很简单的。写同一类人，能让人感受到他们的不同，才需要一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