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逃第二次。可李哥说,别再砸了。
晚上九点整表演开场,鼓声响起,灯光渐渐变亮,我硬着头皮站在那里,脚却打着哆嗦。
新来的主唱满台疯跑,又唱又叫,我压根不敢往台下看,弹错一个音,就被扩音器放大无数倍,再被密集的鼓点盖住。三首例行曲目演完,我小跑下了台,急着去找停在后门的单车。
那个人却堵在门口,领班也在,和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
「他唱一首多少钱?」
我低着头,想从他们之间挤出去,那人一直按着门把,没有松开的意思。领班讪讪地接口:「他唱不了,前几年太拼,结果把嗓子唱坏了。」我涨红了脸,硬是闯了出去。
那个人过了好一会才跟上来,慢慢地靠近。我好不容易才摸到单车钥匙,急急忙忙地往车锁里捅,捅了两、三下才捅进去,却拧不开。
他就站在单车旁边看着我开锁,昏黄的路灯恰好照着我们,我用的力气太大,突然听见咯嚓一声响,钥匙居然断在了锁孔里。
我呆站着,头昏脑胀,满头的汗,几乎喘不过气了。
戴端阳把手伸给我,语气平淡地说:「好久不见。」我脚抖得站不住,慢慢地蹲到了地上。
过了半天,突然听见他说:「你真是变了。」
人人都说我变了。
端阳的手并没有收回去,直到我在裤腿上擦了擦手心的汗,自己摇摇晃晃地站稳了。戴端阳笑了一下,把手斜斜地cha进西装口袋,那张脸五官深刻俊美,却稚气全无。
他摆弄了一下彻底抛锚的单车,语气轻松地说:「有几个老同学叫我来这边看看,说是会有惊喜。果然是惊喜。」他这样说了,脸上却没有半点惊喜的意思:「我的车就停在路口。」我没动,还是站在原地,端阳不动声色地和我僵持着,半晌才说:「稍等,我去开车。」我还是没动,他刚转过身走了两步,我突然撒腿就跑,背上的吉他一颠一颠的,拍得我脊背生疼,就这样往死里跑了一长段路,才停下来喘气。他没追上来。
说我变了,可谁没变。
我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脱了鞋,澡也不洗,一动不动地躺在c黄上,一躺就是一天。
李哥在外面跑场子的时候,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按时开工,我都说有。隔天下午他回来,先去洗了个澡,我趁着这个空档热好了饭,又煎了几个饺子,我们边吃饭边看球赛,直到一顿饭吃完,他也没从我身上看出什么端倪。
就这么安安稳稳地过了两天,我以为事情从此揭过,把丢下的活又捡了起来。那天晚上,在歌厅演到半场,主唱把麦克风从架上拔下来,率先跳到台下,除了鼓手,能跳的都照例跟着他跳下来,贝斯不cha电,音乐声骤然小了很多。
我听着主唱撕心裂肺的声音,麻木地扫着弦,跟着他们从客座中穿过去,突然被人从后面拉了一下,回过一看,是个醉得不轻的胖子,腆着肚子问我:「我桌上的钱包呢?」我把手用力地抽回去,主唱还在前面边跑边唱,我哑着嗓子说:「自己找!」正要追上去,那胖子却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酒瓶往桌上一敲,瓶底都碎了,露出锋利的边缘,指着我骂:「就是你拿的吧!」四周一片哗声,我也是一肚子无名怒火,把吉他取下来,扔到一边,逼近了几步,和他面对面站着。
场子一下子乱了起来,我嗓子哑得几乎说不出话,只能一字一字慢慢地和他争辩:「有种去外面打。」主唱这才赶过来,把我往后面拉:「钱宁,算了,别计较。」又冲那人说:「一人退一步。」我手上还捏着吉他拨片,愤愤地塞进口袋,正要作罢,那人却忽然朝我身上挥着瓶子划了一下,要不是我避得快,当时就见血了。
「骗谁啊,就是你拿的!」
我猛吸了一口气,一手扼着他的手腕,一手拎着他的衣领,把他往外面拽:「去外面。」胖子身后几个兄弟都站起来,贝斯手挡在我面前,唯独领班迟迟不来。我一个人把那胖子拽到外面,一脚踢在他肚子上,他舞着酒瓶被我踹在地上,正要爬起来,我又一脚踩在他抡瓶子的手上,恨恨碾了两下。
还没等过足瘾,他兄弟在我背上给了一肘子,把我打得趴在台阶上,乐队的人也赶上来,两帮人马扭作一团。
我想起这几天郁结不散的闷气,疯了似的冲到最前头,挨一拳,把带血的唾沫咽下,又狠狠挥出一拳,这样蛮斗了十几分钟,警车便呼啸而至,把我们两边都按倒了。
我跪在马路边上,在逼仄的视线里,看见对面的街道上零零星星站着几个围观的路人,依稀中又看到了端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