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史也是个不会处理事情的人。竟然带着新女友和王惠他们一起回了家。可以想象。在老史和那个女孩面前收拾东西。王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而且我知道按老廖的脾气，一定也是在压着火帮王惠收拾东西。王惠忍不住，把老史叫到厨房理论。两个人在厨房里吵了起来。王惠打了老史，老廖进去的时候正看见老史还手给了王惠一个耳光。老廖急了，冲过去拉开王惠就给了老史一拳，老史当即就被打倒，头撞在玻璃柜门上，玻璃碎了，血从他的头上流了下来。

在老廖他们忙着给老史处理伤口的时候，那个女孩打了110。当晚老史住进了医院。老廖和王惠进了派出所。第二天王惠离开派出所，给我打了那个电话。老廖还留在那里。

我的头脑突然一片空白，有一会没说出话来。王惠在讲着当时的情形。声音里全是歉疚，但是她说的内容我却完全没有听进去。冷静了一下，我问她：“老史伤得厉害吗？”

王惠说：“应该不严重，只是头和脸被玻璃划伤了。现在应该还在医院里。”

我接着问：“能算是轻伤吗？”

王惠说：“不知道，派出所的人不说。”

放下电话，我要求把第二天的会安排在晚上进行，客户跳了起来。我平静而坚决地告诉他们，我家里出了点急事，要不今天晚上开完，要不我今晚就走。他们同意把第二天的会挪到晚上进行。当晚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就赶了回来。

我从机场直接去了王惠家，王惠已经联系到了一个律师，一个年轻人，他和王惠又一起给我讲了讲最新的情况。事情本身并不复杂，麻烦的是老史是个外国人，情况就变得非常复杂了。我们从他那得到的最新消息是老廖已经被转到了看守所。应该是转到预审了。

我对于官司的事情一窍不通，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不过官司既然来了，只要是在北京，就应该能有办法，但是现在，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去那里看看，我知道看不见他，但是至少离他不远。如果他此时希望有个人在大墙外面为他担心，为他企福。我要那个人是我。

看守所允许家属送点换洗的衣服和一点现金。律师嘱咐我什么可以带，什么带了也给不了他。我都记下。我没有叫律师和我同去，这不是美国电影，王惠要和我一起去。我想了想，带上了她。

我们先回我家给老廖拿换洗的衣服。我和老廖个头差不多，他就是比我要壮一点。我们的衣服大部分都可以混着穿。所以内衣袜子从来不分。我那时住的是一间小房子，卧室和客厅连在一起，卧室的床头柜上摆着我和老廖的合影。我在收拾，王惠在旁边看。她是个聪明人，一定看得出来我们的关系。我低头整理着衣物，差不多够一个星期换洗用了。

王惠插不上手，翻着我的书柜。看到她，想起来应该给老廖带上本书。就跟王惠说道：“忘了问律师能不能送书了。也不知道行不行。”。王惠很快地拿出电话，说道：“那我问问。”我说：“算了，大不了再拿回来。”。

我本来想给他拿套《天龙八部》，但是这家伙看书跟看电影一样快，估计用不了大半天就没得看了。想到这，我挑了本英文版的《Waiting》带上。算不上太厚，好放，而且老廖的英文一般，这回他一定有得看了。

我们打上车，向南城开去，过了洋桥一直往南，我从小在北边长大，没怎么到这边来过。要过年了，路上都是赶买年货的人，那是个无风的冬天的中午，天空里都是阴霾。车窗外一片冰冷。路边一排排冬天里的树木，伸展着光秃秃的枝干，清冷破败的马路，陌生而又漫长，看不到尽头。一路往南，建筑越来越矮，行人也越来越少。我和王惠想着各自的心事，一路无语。

看守所在一个很不起眼的院子里，门口有一个小小的收发室。我和王惠就在收发室里等着。正是午饭时间，有人在抽烟，有人在炉子上热午饭，屋里雾气腾腾，全是二手烟和炖白菜的味道。过了差不多有一个钟头，进来个接待我们的警察，人很客气。收了我们带的东西，我掏出给老廖用的钱，王惠也拿了一沓钱出来，警察一看就笑了，说多了也不让给，留一千就够。王惠执意要用她的钱。我没和她争。这事虽然是因她而起，但是不能怪她，如果她觉得这样会舒服点，多多少少对她也是个安慰。

出了院子，站在路上，我看着里面的房子，普通的一栋五层小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廖现在呆的房子。如果是，我不知道老廖在哪一扇窗子里面。我站在那里，看不出个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