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流弹集中了他的头部，年轻的摄影师当即倒地身亡。

他的最后一张照片已经严重失焦，但仍然可以看出拍的是一个少女，一个漂亮的白人少女，也许是以色列人，也许不是，我不知道。

只是我能看得出那个女孩原本是在笑，也是啊，对着他那张东方男性的脸孔，女孩不可能不想如何笑得更好看点。

但那个笑还没站住脚，就变成一种惊愕，慌乱和悲恸，把她好看的脸完全扭曲了，她在那一瞬间应该目睹了摄影师的死去。

我嫉妒她，这点我毫不讳言。

不为别的，就因为在那个人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在场，而我不在那里。

我不在那里。

事实上在他死之前好几个月，也许有一两年，我就已经莫名其妙地远离他的世界，退出他的生活，只是我们俩都没有办法承认，我们相伴了太多年，就算单单凭着惯性，也能无波无澜地继续相处下去。

他死后，他的同仁，法新社的朋友将他的电脑、存储卡并摔烂的相机寄回国内。人们打开他的图片库就可以看到，在他生命中最后几个月，基本上都在拍上述那位名叫索菲亚的白人女子，从各个角度，女孩摆出各种姿势。

其实我知道这回事，孟冬死之前一个礼拜亲自给我写了电邮。他也许迟疑了很久，终究不得不动手写这封信，他在信里头对我坦白了这件事。他说他不能跟我结婚了，因为他突然领悟到，原来一直以来，他对我的感情就是亲人不是爱人，他忽然开了窍似的，迅速把我跟他十几年的感情定位为兄妹情感，然后他才坦诚在战火中遇到心目中的女神，就如一部旧电影《战地情人》所展现的那样，男主人公从见那女主人公第一眼，就跟失了魂似的爱上她。

爱上她。

难为他在那一刻还记得跟我发小的感情，可惜他忘了，他曾经也说过他爱我。

十几年的感情，从幼儿园开始算起的交情，我明明记得我们一块计划过未来，他答应过我再干多两年战地记者就回国开工作室，我把当医生以来的每一笔收入都存着，想凑个首期供个房子结婚用。

我舍不得买名牌衣服，舍不得下馆子，我在医院里连刚分来的实习医生都知道心二外的张旭冉医生是个出了名的省钱狂。

我图什么？

我明明记得我说过我要买房子，我要给我们俩安一个窝，我说了我们不靠家里我们要自力更生；我明明记得，那个时候孟冬也同意了的，他说好。

怎么一转眼，就只有我一个人记得这些事情？

我觉得痛彻心扉。

我连质问他的余地都没有，死者为大，他说完就死了，临死前一刻，他还在想着怎么把点亮他生命的女人拍下来。

可他忘记了我。

他忘记了，多少年前，在少男少女的时代，他第一次拿起相机练习拍人像的模特是我。

没有人知道我在得知他死讯的时候丧失了什么，我丧失的不仅是我的未婚夫，我盼望已久的婚礼，更是我这么长久以来，一直为之努力生活的主要意义。

我再次仔细地看照片中的少女。

她那一头栗色长发别在脑后，凌乱的发丝显出特殊的风情柔美，她有西方人深邃的五官，方形的脸颊在下巴处却意外收拢，形成俊俏倔强的下颌，她漂亮的瞳仁直视镜头，只是不知道眼睛是什么颜色。

我简直在自虐地看着，我不看孟冬的脸，但我看这个女人。

我摩挲着照片上的女人，我止不住地想，她多大了，她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她性格如何，受过什么教育，她具备了什么我没有的特质。

她很美，无可否认比我美，也年轻，她具备异国情调的浪漫元素，她还跟他相遇在战场上，鲜血加爱情，这大概是所有迷恋战争的男人所不能抵挡的东西。

而我有的只是平凡的，琐碎的，不起眼的，日常和平的生活环境中那点鸡零狗碎的细节而已。

我怎么比得过动荡危机中的生死相许？

我不是没有愤懑，但是孟冬死了，我所有的愤怒就必须压抑住，形成越积越厚的悲哀。

真是操蛋的人生。

我别过眼，抬头看天，眼睛干涩，呆了半响，终究叹了口气。

“这女的左右脸不对称。”旁边一人说。

我转过脸，傅一睿就在我身后，用宣告死讯一样的口吻冷冰冰地说：“这边，左脸比右脸大了点，所以她照相一定会侧过左脸十五度左右，这样就看不出缺陷。”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问：“你说她？”

傅一睿用看智障的眼神瞥了我一下，伸出手指迅速在照片上比划：“还有她的嘴，注意到没有，这个人左脸神经发达，她笑起来一定先翘左边嘴角，因此这边的笑纹也比另一边深。”他停了停，侧头打量了一下，下结论说：“我会建议她磨腮，增厚嘴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