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

真实些。

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

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

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

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

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就说《战争与

和平》吧，托尔斯泰原来是想归结到当时流行的一种宗教团体的人生态度的，结果却是故事

自身的展开战胜了预定的主题。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预定的主题受到了惩

罚。终于剩下来的主题只占插话的地位，而且是全书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但也没有新

的主题去代替它。因此写成之后，托尔斯泰自己还觉得若有所失。和《复活》比较，《战争

与和平》的主题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后者仍然是更伟大的作品。至今我们读它，仍然一寸寸

都是活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

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

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

欢。我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

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怕致负责，但求轻松一下的高等调情，有回复

到动物的性欲的嫖妓——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还有便是

姘居，姘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情更负责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极端的

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现象。营姘居生活的男人的社会地位，大概是中

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勤勤俭俭在过日子的。他们不敢太放肆，却也不那么拘谨得无聊。他们

需要活泼的，着实的男女关系，这正是和他们其他方面生活的活泼而着实相适应的。他们需

要有女人替他们照顾家庭，所以，他们对于女人倒也并不那么病态。《连环套》里的雅赫雅

不过是个中等的绸缎店主，得自己上柜台去的。如果霓喜能够同他相安无事，不难一直相安

下去，白头偕老也无不可。他们同居生活的失败是由于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她的第二个

男人窦尧芳是个规模较好的药材店主，也还是没有大资本家的气派的。和霓喜姘居过的小官

吏，也不过仅仅沾着点官气而已。他们对霓喜并没有任何特殊心理，相互之间还是人与人的

关系，有着某种真情，原是不足为异的。

姘居的女人呢，她们的原来地位总比男人还要低些，但多是些有着泼辣的生命力的。她

们对男人具有一种魅惑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惑力。因为倘使过于病态，便不合那些男

人的需要。她们也操作，也吃醋争风打架，可以很野蛮，但不歇斯底里。她们只有一宗不足

处：就是她们的地位始终是不确定的。疑忌与自危使她们渐渐变成自私者。

这种姘居生活中国比外国更多，但还没有人认真拿它写过，鸳鸯蝴蝶派文人看看他们不

够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们既不像爱，又不像嫖，不够健康，又不够病态，缺乏

主题的明朗性。

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

死劲去抓住。她要男性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人财两空。结果她觉得什

么都靠不住，还是投资在儿女身上，囤积了一点人力——最无人道的囤积。

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对于这个世界她要爱而爱不进去。但她并非完全没有得到爱，不

过只是摭食人家的残羹冷炙，如杜甫诗里说：“残羹与冷炙，到处潜酸辛。”但她究竟是个

健康的女人，不至于沦为乞儿相。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依恃着

她的体质，而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饲料，到

底是悲怆的。

至于《连环套》里有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五十年前的广东人与外国人，语气

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赛珍珠小说中的中国人，说话带有英国旧文学气息，同属迁就的借

用，原是不足为训的。我当初的用意是这样：写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气氛的香港，已经隔有

相当的距离；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因此特地采用一种过了时的辞汇

来代表这双重距离。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

写什么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

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

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

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

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

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

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

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

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

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

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

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

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

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

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

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

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

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

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

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