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笑了。对一个女人这样说，想必是把她归入像女人之列。不能算是怎样恭维人，但还是使他们在黄昏中对坐着觉得亲近起来。下雪了，

雪像蠓虫一样在灰色的天上乱飞。怪不得房间里突然黑了下来。附近店家"闹年锣鼓"，伙计学徒一打烊就敲打起来。

沙哑的大锣敲得特别急，呛呛呛呛呛呛，时而夹着一声洋铁皮似的铙钹。大家累倒了暂停片刻的时候，才听见鼓响，噔噔噔像跑步声，在架空的戏台上跑圆场。这些店家各打各的，但是远远听来也相当调和，合并在一起有一种极大的仓皇的感觉，残冬腊月，急景凋年，赶办年货的人拎着一包包青黄色的草纸包，稻草扎着，切破冻僵了的手指。赶紧买东西做菜祭祖宗，好好过个年，明年运气好些。无论多远的路也要赶回家去吃团圆饭，一年就这一天。嗳，下雪了，笑，不过是她大方，他借钱也应酬过他一次。难道每次陪她谈天要她付钱？反而让他看不起。他诉苦也没有用，只有更叫她快心。

他不跟她开口，也不说走。有时候半天不说话，她也不找话说，故意给他机会告辞。但是在半黑暗中的沉默，并不觉得僵，反而很有滋味。实在应当站起来开灯，如果有个佣人走过看见他们黑赳赳对坐着，成什么话？但是她坐着不动，怕搅断了他们中间一丝半缕的关系。黑暗一点点增加，一点点淹上身来，像蜜糖一样慢，渐渐坐到一种新的元素里，比空气浓厚，是十年廿年前半冻结的时间。他也在留恋过去，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来。在黑暗中他们的声音里有一种会心的微笑。

她去开灯。别开灯，

她诧异地笑着，又坐了下来，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等到不能不开灯的时候，不得不加上一句："三爷在这儿吃饭，"免得像是提醒他时候不早了，该走了。还早呢，你们几点钟开饭？我们早。

留人吃饭，有时候也是一种逐客令，但是他居然真待了下来。难道今天是出来躲债，没地方可去？来了这半天，她也没请他上楼去吃烟。虽然说吃烟的人不讲究避嫌疑，当着人尽可以躺下来，究竟不便，她也不犯着。好在他们家吃烟向来不提的，她也就没提。

饭厅没装火炉，他又穿上了皮袍子。三爷吃杯酒，挡挡寒气。这是玫瑰烧？不错。就是弄堂口小店的高粱酒，掺上玫瑰泡两个月，预备过年用的。还剩下点玫瑰，我叫他们去打瓶酒来给你带回去。"

她喝了两杯酒，房间越冷，越觉得面颊热烘烘的，眼睛是亮晶晶沉重的流质，一面说着话，老是溜着，有点管不住。给我拿饭来。二嫂不是不能喝的，怎么只喝这点？老不喝，不行了。从前老太太每顿饭都有酒。三爷再来一杯。

老妈子替他斟了酒，他向她举杯："干杯。"

她将剩下的半杯一口喝了下去，无缘无故马上下面有一股秘密的热气上来，像坐在一盏强光电灯上，与这酒吃下去完全无干。她连忙吃饭，也只夹菜给他，没再劝酒。

打杂的打了酒来，老妈子送进来，又拿来一包冰糖，一包干玫瑰。他打开纸包，倒到酒瓶里，都结集在瓶颈。干枯的小玫瑰一个个丰艳起来，变成深红色。从来没听见说酒可以使花复活。冰糖屑在花丛中漏下去，在绿阴阴的玻璃里缓缓往下飘。不久瓶底就铺上一层雪，雪上有两瓣落花。她望着里面奇异的一幕，死了的花又开了，倒像是个兆头一样，但是马上像噩兆一样感到厌恶，自己觉得可耻。

饭后回到客厅里喝茶，锣鼓敲得更紧，所有的店家吃完晚饭都加入了。他伛偻着烤火，捧着茶杯酒着手，望着火炉上小玻璃窗上的一片红光。到过年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从前，三爷怎么了？酒喝多了？怪谁？只好怪自己。难道怪你？

她先怔了怔，还是笑着说："你真醉了。"怎么？因为我说真话？你是哪年来的？跑反那年？自从你来了我就在家待不住，实在受不了。我们那位我也躲着她，更成天往外跑。本来我不是那样的。"这些话说它干什么。我不过要你知道我姚老三不是生来这样。不管人家怎么说我，只要二嫂明白，我死也闭眼睛。"好好的怎么说这话？难道你这样聪明的人会想不开？你别瞎疑心。我只要你说你明白了，说了我马上就走。有什么可说的？到现在这时候还说些什么？我忍了这些年都没告诉你，我情愿你恨我。给人知道了你比我更不得了。你倒真周到。害得我还不够？我差点死了。我知道。你死了我也不会活着。当时我想着，要死一块死，这下子非要告诉你。到底没说。"你这时候这样讲，谁晓得你对人怎么说的？我要说过一个字我不是人。

她掉过头去笑笑。其实这一点她倒有点相信。这些年过下来，看人家不像是知道，要不然他们对她就不会是这样。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也真可笑，我这一辈子还就这么一次是给别人打算。大概也是报应。"他站起来去拿皮袍子。你真心狠，她的手，一面笑着答应着："我走。马上就走。"

她不相信他，但是要照他这样说，她受的苦都没白受，至少有个缘故，有一种幽幽的宗教性的光照亮了过去这些年。她的头低了下去，像个不信佛的人在庙里也双手合十，因为烧着檀香，古老的钟在敲着。她的眼睛不能看着他的眼睛，怕两边都是假装，但是她两只冰冷的手握在他手里是真的。他的手指这样瘦，奇怪，这样陌生。两个人都还在这儿，虽然大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不要给人听见了。

她不能坐在那里等他。她站起来挡他。叫佣人看见门关着还得了？也糟踏了刚才那点。她要在新发现的过去里耽搁一会，她需要时间吸收它。

他们挣扎着，像缝在一起一样，他的手臂插在她袖子里。你疯了。我们有笔帐要算。年数太多了。你欠我的太多，我也欠你太多。

她一听见这话，眼泪都涌了上来堵住了喉咙。她被他推倒在红木炕床上，耳环的栓子戳着一边脸颊，大理石扶手上圆滚滚的红木框子在脑后硬梆梆顶上来。没有时间，从来没有。四周看守得这样严，难怪戏上与弹词里的情人，好容易到了一起，往往就像猫狗一样立即交尾起来，也是为情势所迫。尤其是他们俩，除非现在马上，不然决不会再约会在一个较妥当的地方。他们中间隔的事情太多了，无论怎么解释也是白说。

她仍旧拼命支撑着，仿佛她对他的抵抗力终于找到了一个焦点，这些年来的积恨，使她宁可任何男人也不要。他抢夺着的裤带在她腰间勒出一道狭窄的红痕，是看得见的边界。

他压着她的手，整个身体的重量支在一个肘弯上，弓着身来扯下自己的裤子，胳膊肘子杵痛了她。她同时可以感到房间外面的危险越来越大，等于极大的压力加在一个火柴盒上，一个玻璃泡上。他们头上有个玻璃罩子扣下来，比房间小，罩住里面抢虾似的挣扎。有人在那里看——也许连他也在看。她的手腕碰着炕床上摊着的皮袍子，毛茸茸的，一种神秘的兽的恐怖，使她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子劲，一下子摔开了他，也没有来得及透口气，一站起来就听见外面的人声，先还当是耳朵里的血潮嗡嗡的巨响。

是做成的圈套，她心里想。他也听见了。她不等他来拉她，赶紧去开门。没开门，先摸摸头发，拉拉衣服。把门一开，还好，外面没人。也说不定没给人看见门关着。

王吉的声音在厨房里大声理论。王吉！什么事？有人找三爷。

两个人在昏暗的穿堂里直走进来，都带着尖顶瓜皮帽，耳朵鼻子冻得通红，黑哔叽袍子，肩膀上的雪像洒着盐一样。这是你们太太？王吉你怎么这样糊涂，晚上怎么放生人进来？我直挡着——我们跟三爷来的，请三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