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我交换一个感激的神色，把车子开走。

稿子第二天便登在报上，为她辟谣。

她打电话来，我碰巧听到。

办公室那么吵闹，不方便详谈，只是向我道谢。

我答应与她出来喝茶。

报馆里同事开始称我为“姚晶问题专家”。

她内心极端寂寞苦楚，我看得出来。不过控制得很好，这个婚并离不成。她是为结婚而结婚的，怎么会得轻易分手，她需要这个名义，代价再高也要维持下去。

我问行家：“姚晶的丈夫在外头玩？”

他们答：“你什么不知道，反而来问我们。”

张煦先生留在纽约许久，女友是一名华裔芭蕾舞娘，非常的年轻，非常的秀美，他不大回来了。

我无言。

我与姚晶都忙。我在收集资料，想写本小说。而她，在拍一部小说改编的电影。

我们一直没有碰头去喝那顿茶。

我怀疑她后悔向我说得太多，并且说过也算了。

然后，在上个星期五，消息传来，她在寓所中心脏病猝发逝世。

女佣人看着她嚷不舒服，接着倒地，立刻召救护车，证实在送院途中不治。

没有人知道她心脏有病。

目前看来当然可惜，五十年后倒算是一种福气。去世的时候那么漂亮，她给人们的记忆将是永远完美的。

太残忍？不不，往往在电视上看到白头宫女话当年，心里就想，怎么如此没个打算，要不归隐家中，要不脱离尘世，怎么会一样都做不到。

夜很深了，我睡不着，我在纪念姚晶。

据报上说，她去世的时候，张先生并不在她身边。

照老规矩他在纽约。

姚晶诚然有数十万观众，但距离太远，接触不到。

电话铃又响。

编姐的声音：“考虑完没有？”

“考虑好了。”

“交五千字吧。”

“我的答案是不写。”

“去你的。”

我笑，“不要紧，你骂好了，你不要我写，我请你吃饭。”

“咄！你替我写，我请你吃饭，”她说，“谁请不起一顿饭。”

“你老还在报馆？”

“是的，小姐。”

“你干脆铺张床在报馆睡，以示精忠报国。”

“杨寿林岂不是更应得忠臣奖？他就差没在这里洗脸刷牙淋浴。”老编说。

“他不同，将来《新文报》是他的事业。”我说。

“你就是咱们未来的老板娘了。”

“听听这种江湖口吻，传了出去，又该变成‘徐佐子鼻子大过头，此刻已以《新文报》未来老板娘自居’，何苦呢？”

“你在乎别人说什么吗？你不是天下第一号潇洒人物？”

我只好干笑。“我还一句句去分辩表白呢，这与洒脱无关，我只是没有空。”

“现在流行事无不可告人者。”她笑。

“是吗，这么可爱？阁下今年什么年纪？说来听听，四十二还是四十五？事无不可告人者！都是作大毕业生，我告诉你，将来这个城市垮台，不是为其他因素，而是吹牛皮的人实在太多，把它吹爆了。”

“你与杨寿林到底怎么了？”她说。

“半天吊着。”

“走了也三年多了。”她说。

“喂，别揭人私隐，还不睡？”我说。

“再见。”编姐说。

我保证打现在开始，总有三十万字是为哀悼姚晶而写。

做观众总比做戏子高贵，做读者永远胜于做作者。

我的嗜好是看报纸副刊，一边看一边发表意见：唔，这个还不错。咦，这篇神经。啊，此专栏终于搬至报尾，不久可望淘汰出局……报纸多么便宜，娱乐性那么丰富，尤其是杂文专栏越来越多的时候，事无巨细，作者都是与陌生人分享，别吃惊，连床上二十四式都有人写，太伟大了。

我始终不怀疑有求才有供，所以并不敢看轻任何一种体裁的文章，总有人看，百货识百客，谁也不愁寂寞。

我没有睡着，也许是为姚晶难过。

一把火之后，从此这个人在世界上消失。

但活着的时候不知要斗倒多少人才踏上宝座。

在姚晶的世界里，人是踩着一些人去捧另外一些人的。弄得不好，便成为别人的脚底泥，一定要爬爬爬，向上爬，不停地爬，逗留在最高峰，平衡着不跌下来，一下来就完了，永远颤抖自危。可怕的代价，可羡的风光。

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个观众，花钱的大爷，一觉甲不好看，马上去看乙，可恨可爱的群众。

我抽了许多支烟，天才濛濛亮。

电话铃响，是杨寿林。

“出来吃早餐。”

“什么？我一夜未睡，怎么吃早餐。”

“昨夜做啥？”

“寿头！不告诉你。”

“别人都叫得我寿头，独你叫不得，你一叫便是告诉人只有寿头才喜欢你。”

我笑。

“吃完早餐再睡，反正有我陪你。”

“说话清楚点，切忌一团团，我只陪吃饭，不陪睡觉。”

“出来！”他大喝一声，“少说废话。”

我气馁，“十五分钟后在楼下等。”

杨寿头又马到功成。

我根本不敢与他争，二十六岁了，总共才得他一个男朋友，换身边人及换工作需要极大的热量，我长期节食，根本没有多余的力气。

照照镜子，梳洗完毕，在楼下等寿头。

寿头不是开车子来的，他步行，精神抖擞，定定不似一夜未睡。

我失声问：“车呢？”

“坏了。”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尊座驾总有三百日卧床，比林黛玉还矜贵，”我抱怨，“告诉过你，欧洲车不能开。”

“我同你说过不用东洋货。”他朝我瞪眼。

“识时务者为俊杰，意大利人何尝未曾在八国联军时欺侮过咱们。”

“佐子，你的话多如饭泡粥。”

我不响了。

“为何闷闷不乐？越不开心，你话越多，高兴的时候，你顶多吹吹口哨。”寿头说。

我不出声。

我们两人都喜欢吃西式早餐。丰富的白脱果酱羊角面包，腌肉鸡蛋，牛奶红茶果汁，吃完之后足足十个钟头不想其他问题。

每当吃饭的时候，咖啡座阳光璀璨，我就觉得活着还是好的，并且寿头应当向我求婚。

编姐曾问我“寿头”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是上海话，约莫等于北方人口中的冤大头，或者广东人之老衬，有讪笑意味，并无太多恶意。

寿头并不介意有这个绰号，打七岁开始，小学同学就这么叫他。

寿头身边的传呼机作响，他取出看，“报馆找我。”马上跳出去复电。

他似乎真的需要这种仪器，身兼新文日晚报之经理，他喜欢揽事上身。

回来他同我说：“找你的，佐子。”神色讶异。

“是编姐不是？”我说，“还死心不息。”

“不是，是陈王张律师楼。”他说。

“不认识。”我继续喝茶。

“有关姚晶的遗嘱。”

“姚晶的遗嘱？”我呆住，“关我什么事？”

“是很奇怪。”寿头说，“叫你尽快同他们联络。”

“是不是错误？”

“不会。”

我用布巾擦擦嘴，“我去打电话。”

我借公用电话打过去。“我叫徐佐子。”

“徐小姐，请你立刻到我们写字楼来一次。”他们如获至宝。

“为什么，什么事？”

“你来了不就知道。”

“先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我说。

“好吧，”他们无奈，“有关姚晶女士的遗产。”

“什么？”我不相信双耳。

“姚晶女士把全部遗产赠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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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次我张大了嘴，声音也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