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你的采访。”这位记者以同样的严肃回答我：“这是山寨版的采访。”我哑口无言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面对任何不合法或者不合理的事情，只要用上“山寨”一词，立刻在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上合法合理了。

去年十月，我在欧洲四个国家奔波，差不多每天晚上换一张床睡觉，月底回到北京时疲惫不堪，加上时差的影响，连续两天精神恍惚，时常觉得自己仍然身处欧洲。我打开计算机，上网去浏览一下，看到了一条山寨版新闻：杨振宁教授的妻子翁帆怀孕了。

二〇〇四年，八十二岁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和二十八岁的翁帆结婚以后，一直是山寨版新闻追逐的目标。现在山寨版的新闻编造出了翁帆怀孕的消息，而且是杨振宁接受采访时透露，杨振宁在山寨版的采访里说了不少蠢话，比如他微笑地说，翁帆怀上的孩子已经被证实是他的。这是我十分熟悉的山寨方式。

这条山寨版的新闻对我倒是起到了作用，让精神恍惚的我一下子清醒了。我确定自己已经回到了中国。

如果将山寨现象假设是社会弱势群体面对强势群体的革命行为，那么这样的革命在四十四年前的中国曾经大规模地发生过，我说的是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喊出的“造反有理” 的口号，激发出社会弱势群体的革命本性，他们狂热地造反了。 他们将当时的强势群体，也就是当权者纷纷打倒。当时中国共产党传统的党委和政府领导机构也在瞬间土崩瓦解，山寨版的领导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一个人只要拉上一群人，一夜之间就可以成立一个造反司令部，可以自封为总司令。山寨领导机构过多以后，出现了权力上僧多粥少的局面，于是各个造反司令部之间开始了暴力斗争。上海的各个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动用了枪枝弹药，武汉的造反派更胜一筹，竟然动用了大炮，互相炮击对方的阵地。山寨领导们为了权力互相进攻，他们之间的武装冲突，很像是土匪之间的混战。然后，胜利者收编失败者的残部，壮大自己的势

各地党委和政府的传统权力体制被文化大革命取消以后，代表着新权力体制的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那些在造反派之间的混战中胜出的山寨版司令们，纷纷摇身一变，成为了正版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为什么我在讨论今曰中国的时候总是会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因为这两个时代紧密相连，尽管社会形态已经绝然不同，可是某些精神内容依然惊人地相似。比如我们以全民运动的方式进行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又以全民运动的方式进行了经济发展。

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民营经济的迅速兴起，就像是文革初期一下子出现了无数造反司令部一样，一九八〇年代中国人以挣钱的狂热取代了革命的狂热，一下子出现了无数的民营公司。民营经济如同是山寨版挑战正版一样，大规模地挑战和冲击了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这些多如牛毛的民营公司一方面迅速消亡，另一方面又迅速出现，就像革命一样前仆后继和虫淼烈烈，也像唐朝白居易诗句里所描述的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 的经济奇迹就是这样被激发了出来，民营经济在自生自灭和死而复生的命运里显示了它们强大的生存能力，同时也让僵化和保守的国有经济被迫去适应市场的残酷竞争。

草根阶层在这三十年的辉煌历史里演绎了我们闻所未闻的事迹，他们在各种渠道里各自为政，用西方的话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用中国的话来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他们的成功之路稀奇古怪，他们的失败之路也是稀奇古怪。然后，他们创造了稀奇古怪的社会生态。所以，当“山寨”一词脱胎换骨，旧词新义以后，如同军营里的集结号把沉睡中的士兵叫醒一样，立刻唤醒了中国社会二十年发展以来存在已久的各类事物。其壮观的景象彷佛是有人在广场上大声喊叫某个名叫“山寨”的人，结果广场上所有的人都奔跑了过来，因为他们都改名叫“山寨”了。

奇迹的不断产生出来，必然带来欲望的不断膨胀。作为中国权力象征的天安门城楼和作为美国权力象征的白宫，自然成为了山寨建筑热烈追捧的对象。

山寨天安门城楼和山寨白宫在中国各地不断出现。有所区别的是，山寨天安门城楼大多是村官们的所作所为，一些富裕起来的村庄，将自己的村委会建造成缩小版的天安门城楼，让中国官衔体制里最小的村官们置身其中时，产生自己是

国家领导人的美好错觉。而山寨白宫则是富人们的办公住宿之处，富人白天坐在山寨版的美国总统椭圆形办公室里，手握电话指挥自己的企业员工，晚上拉上漂亮的女秘书，睡进山寨版的林肯卧室。

很多草根阶层的穷人在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奇迹里成为了富豪，他们开始向往西方的贵族生活，住进了宽敞的别墅，乘坐豪 华轿车，喝名酒穿名牌，说几句发音难听的英文。山寨贵族应运而生比比皆是之后，贵族学校和贵族幼儿园，贵族商店和贵族餐厅，贵族住宅和贵族家具，贵族娱乐和贵族杂志……各种各样冠名以贵族的事物在中国社会里层出不穷。

我这里有一个真实的山寨贵族的生活故事。一个富裕起来的草根，给自己盖了一座豪华别墅，虽然不会游泳，仍然建造了游泳池，他的理论是富人的别墅里不能没有游泳池。可是又不能白白浪费游泳池，他就在游泳池里养起了自己平日里食用的鱼。更为可笑的是，他想到所有五星级酒店最为豪华奢侈的房间是总统套房，就在别墅里自己卧室的门上贴了一个铜牌，铜牌上刻着“总统套房”。这个土财主就是这样得意洋洋地享受着山寨贵族的生活。

最后，我要说说自己的山寨故事。

我的第一份职业是牙医，我是在一九七八年三月获得了这份工作。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在繁华的街区撑开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开，同时也将以往拔下的牙齿一字排开，以此招徕顾客。这样的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付担子游走四方。

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辈们都是从油布雨伞下走进医院的楼房，没有一个是来自医学院的毕业生。我所在的医院以拔牙为主，只有二十多人。病人大多是来自乡下的农民。农民不叫我们“医院”，而是叫“牙齿店”。其实他们的叫法很准确，我们的小镇医院确实像是一家 店，我进去时是学徒，拔牙治牙做牙镶牙是一条龙学习，比我年长的牙医我都叫他们师傅，根本没有正规医院里那些教授、主任之类的称呼。与牙科医生这个现在已经知识分子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当初的自己确实是一名店员。

我的师傅姓沈，沈师傅是上海退休的老牙医，来我们小镇医院工作，可以挣些生活补贴，这在当时叫“发挥余热”。沈师傅六十多岁，个子不高，身体发胖，戴着金丝框的眼镜，头发不多可是梳理得十分整齐。

我第一次见到沈师傅的时候，他正在给人拔牙，可能是年纪大了，所以他的手腕在使劲时，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像是在拔自己的牙齿。那一天是我们的院长带我过去的，告诉他，我是新来的，要跟着他学习拔牙。沈师傅冷淡地向我点点头，然后就让我站在他的身旁，看着他如何用棉球将碘酒涂到病人的上颚或者下颚，接着注射普鲁卡因。注射完麻醉剂后，他就会坐到椅子上抽上一根烟，等烟抽完了，他漫不经心地问一声病人：“舌头大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