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〇年代的中期，东部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〇年代中期，中部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同样的中国人，同样的可口可乐，富虽裕地区和贫穷地区竟然有着十年的时间差距。

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很多生活拮据的人向往作为今日中国象征的鸟巢和水立方，他们乘坐火车和长途客车，从外地赶到北京，带着旅途的疲倦和心里的兴奋，一路打听着来到了鸟 巢和水立方，希望能够进去看上一眼，可是鸟巢和水立方的门票太紧张了，票贩子手上的二手门票又太贵。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没有门票的人不能走进鸟巢和水立方所在的奥林匹克公园，要有游览票才能进入。我的这些长途跋涉的同胞来到了鸟巢和水立方近前，可是连游览票也没有，只好站在很远的地方与鸟巢和水立方合影留念。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满脸幸福。与此同时，正在进行比赛的鸟巢和水立方的场馆里却空出了很多座位，而且空出来的都是位置很好的座位。

我的另外一些同胞，一些达官贵人拥有最好座位的门票，他们习惯了挥霍浪费的生活，他们也以这样的态度对待鸟巢和水立方的比赛门票。他们甚至不会去想一下，这些放在口袋里浪费的门票，对于其他的中国人是多么珍贵。他们也不会去关心一下，如此众多的平民百姓节衣缩食来到北京，却连进入奥林匹克公园的游览票都没有。

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巨大差距的中国。我们彷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

当LV，Gucci等著名品牌的大楼纷纷键立在中国城市的繁华街区，当上海奢侈品展、广州奢侈品展、深圳奢侈品展等奢侈品展览会接踵而至，而且大获成功，以深圳奢侈品展为例，几天时间三大种类品牌的奢侈品销售额超过两亿人民币。于是人们突然意识到，中国在眨眼之间已经从一个奢侈品加工基地，变成一个奢侈品消费基地。金融危机让奢侈品在传统的欧美市场遭遇寒潮，可是在中国市场仍然表现火爆。

二〇〇九年三月，美国ICSC发布报告称，二月份美国奢侈品零售商同店销售额下降了百分之十九点二，比整个零售业降幅高百分之十九点一。自二〇〇八年六月以来，美国的奢侈品销售就一直是零售业绩表现最差的板块。而不久前来自高盛的一份报告称，二〇〇八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的年增长率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到二〇一五年，其年增长率将约为百分之十，届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总额有望超过一百一十五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国，约占全球消费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中国品牌战略协会的研究报告更为惊人，目前中国有能力购买国际名牌的消费人群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二〇一〇年将达到二点五亿人。与此同时，贫穷和饥饿也在中国四处弥漫，令人伤心的故事不绝于耳。一对失业已久的夫妇带着他们年幼的儿子，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水果摊，儿子在众多品种的水果里看到了价格便宜的香蕉，请求父母为他买一根香蕉，只要一根就行。可是贫穷的父母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仍然不够买一根香蕉，只好把孩子从水果摊前强行拉走。孩子放声大哭，他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过香蕉，他差不多忘记了香蕉是什么滋味。他在伤心的哭声里被父母拉回家中，继续自己的哭泣。孩子持纩不断的哭声让父亲恼怒了，父亲动手揍了他。可是孩子仍然坚强地哭泣着，母亲跑过来推开父亲，父母因此争吵起来。父母之间逐渐激烈的争吵和孩子喊叫着“香蕉”的哭声，让这位父亲突然感到了悲哀。悲哀的情绪又迅速演化成了仇恨。这位父亲仇恨起了自己，他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连儿子想吃一根香蕉的愿望都不能满足。这种仇恨的情绪让他走到了阳台上，没有回头就纵身一跃，跳下了十多层的高楼。他的妻子惊叫着夺门而出，跑下十多层的楼梯，看到丈夫躺在水泥地的血泊里。她跪在地上努力抱起丈夫，哭叫着他的名字，他没有任何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意识到丈夫的生 命已经结束，她突然变得平静了，不再哭叫，放下丈夫的身体后，起身走回楼里，表情木然地走进电梯。回到家中时，年幼的儿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仍然在为一根香蕉哭泣。这位母亲就在儿子哭泣的眼睛注视下，找出来一根绳子，将一把凳子搬到屋子中央，站上去以后，从容不迫地把绳子繋在顶灯的铁勾上，她将绳圏套进自己的脖子后，看到哭泣的儿子坐在椅子里迷惑地看着自己，她将头从绳圈里伸出来，跳下凳子，走到儿子跟前，将儿子和他坐着的椅子掉换了一个方向，让儿子背对自己。然后她走回来，站到凳子上，重新将绳圈套住自己的脖子，伤心地看着儿子哭泣的背影，踢掉凳子，上吊自尽了。父母双亡以后，孩子仍然哭泣不止。孩子的哭泣不再是为了一根香蕉。

我再说一个故事。也是一对失业的夫妇和孩子的故事，这里的孩子是一个小学生。一个女孩，她生病发烧了，额头很烫，请求父母带她去医院看病。父母说家里没有钱，而且两个人都要出门去找工作，也没有时间带她去医院。女孩很懂事，就请求父母去向邻居借二十元给她，她可以自己去医院。父亲让母亲去借钱，母亲让父亲去借钱，两个人都不愿意去，就在家里争吵起来。这对贫穷的夫妇已经多次向邻居借钱，而且一直无力偿还，所以谁也不愿意再去借钱。女孩看到父母的争吵，就劝阻他们别吵了，说自己不去医院看病了。父母停止了争吵，女孩说自己发烧头晕，不想去上学，想进屋去睡觉。父母同意她这个要求，她走进了自己的屋子。父亲出门去找工作了，母亲收拾一下厨房，准备出门时想去看看女儿睡着了没有，当她轻轻推开房门时，看到女儿用红领巾上吊了。这个女孩平时十分爱惜自己的红领巾，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将红领巾用手抚平后认真迭好，早晨站在镜子前再仔细将红领巾繋在脖子上，她觉得红领巾是自己所能拥有的最美丽的饰物。

我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可以在此述说。不是我想在此源源不断地述说不幸，是我们的现实每天都在向我述说不幸。当然，我们的现实也在每天向我讲述着种种荣耀。

今天，中国拥有可投资资产达到一千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已经是数十万人。根据二〇〇九胡润财富报告，中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到八十二万五千人。八十二万五千这个数字还包括五万一千位亿万富豪。胡润报告称，中国富豪年平均消费二百万元人民币。

与此形成巨大差距的是，二〇〇六年的时候，如果以每年收入只有六百元人民币计算，中国的贫穷人口有三千万；如果将年收入增加到八百元人民币，那么中国的贫穷人口达到一个亿。到了二〇〇九年，中国的贫穷人口会有多少？我无法获得这个的数据。

二〇〇九年二月，我在温哥华UBC演讲，说到中国在二〇〇六年的时候年收入只有八百人民币的贫穷人口高达一个亿的时候，一位中国留学生站起来说：“金钱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

这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让我不寒而栗。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今日中一国一群人的声音。他们沉浸在中国日益繁华的景象里，却不去关心还有超过一亿的人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贫困之中。我想，我们真正的悲剧也许就在这里：无视贫穷饥饿的存在，比贫穷饥饿还要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