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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那就非常对不起了。我四点半正好有约。”
“可我提醒你,安德烈•戴维斯能否赴新任,很重要的一步,在于你。我是根据他们国务院的催促,把测谎实验提前的。”
他已不再微笑,只是在玩味一个微笑。他在玩味一个不无邪恶的微笑:哈,你看,你是无法对着测谎仪讲你刚才那番话的。你讲也没关系,我们将根据谎言了解你其实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三角恋爱。
我的手慢吞吞地却稳稳地取下我的帽子、围脖,然后开始披挂。
“不过,我下面这场谈话更直接关系到安德烈的切身利益——下一场审讯,是国务院安全部直接安排的。”
我的脸尽量摆得四平八稳。我的眼睛一定像爱荷华的玉米农场主一样老实巴交。但理查•福茨不难看出一个得意的笑,就在我的面庞之下:你们去自相残杀吧。
理查一直把我送到电梯里,陪我乘电梯下楼。他的表情稍微个人化了一些。我想到阿书关于一男一女乘电梯会产生性张力的话。
“你最近跟阿书通了电话吗?”理查突然朋友似的问道。
“没有。我打不起长途电话。”
“她要我好好关照你。”
“那就代我谢谢她。”
“我发现从中国来的女孩子很不同。”
“那是。”
“阿书对于我,有种奇特的刺激。你们的成长环境……”
电梯的门开了。我一步跨出来,回头说:“请留步。”
理查的手一扬。他头一次显出疲惫。可能有那么一瞬间,他对自己煞有介事所做的一切,突然感到荒诞。他竟然也意识到人性的限度,一旦触及这限度,他也同一般人一样觉出自己的不支脆弱。理查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他并非无懈可击。
星期六一早,我被门铃声吵醒。等我披上大衣,奔出卧室时。见里昂已下楼去开门了。里昂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一般在清晨五点结束排练。从我醉醺醺闯上他的门那天傍晚,他决定搬过来同我做伴,直到王阿花从旧金山回来。在寒冷广漠的空间里,我们大致谁也碰不见谁,“做伴”是抽象的。
我将头探出窗口,看见楼下停了辆深红色的车。一个穿米色风衣、戴黑色长围脖的高大身影正踱着步。我一下子醒得十分彻底——这个高大男子是安德烈。
里昂把他领上楼来。在楼梯上就听见他们在交换姓名,相互自我介绍。然后安德烈说: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开个室内网球场啦!……
安德烈上来拥抱我。我瞥见里昂避开眼睛。他说他正在通电话,就不陪我们了。
安德烈问:这就是你跟我提到过的音乐家里昂吗?
我并不记得我跟他讲到过里昂。
我听见里昂在海青的画室里继续通电话。随口应着安德烈:是,就是他。
我看出安德烈还想问什么,但克制住了。因为我在搬家前告诉他,我的室友叫王阿花,是个女画家。我见安德烈开始解围脖,便说:在这房子里,你不该减衣服,是该添衣服,一个冬天的寒冷都库存在这儿。
我到灶前去点火。这里煮咖啡的方式很落后,我让安德烈耐心些。他前后左右地跟着我,似乎这么空荡荡的大屋,他不紧跟我就会失去我。他解释他突然到来的原因:他昨天晚上发现一张航空公司赠送的机票马上要过期,便当即乘了去机场的地铁。他说那时已是半夜一点,他无法和我通电话。他打算早晨到了芝加哥再通知我,而他在机场一连打了两小时电话都打不通:我这边始终是忙音。他便去租了汽车,直接开来了。我想,他这样解释可真吃力啊。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盒鸡蛋,里面还剩四个。安德烈一眼看见蛋盒上的减价签:几角几分。他拿起蛋盒,看一眼上面的日期:早就过期三个礼拜了。我这儿所有的食品:糖、面包、麦片、饼干、玉米油,全是那种白纸黑字的廉价物品。这些简陋包装的东西是对贫困者半救济的出售。这所房子里到处能见到如此的黑白商标:洗衣粉、洗碗液、洗头水和肥皂。它们对安德烈来说,显得刺目地陌生。
他终于忍不住了,说:别忙了,我们出去吃早饭吧。
我说:咖啡都煮好了。
他说:走吧走吧。
他一分钟也不想在此处多待,将我的绒线帽、围脖一古脑扣上来。他感到这个空荡荡的大屋不容他。四壁挂着的王阿花与海青的作品都冒着一股年轻的怒气。这股怒气原是无处可施,而安德烈却感觉到它是针对他的。
我们向门口走去。安德烈忽然停住脚,打量了我一下,然后他取下我的围脖和手套,往门边的破扶手椅上一扔。他用自己黑色的纯开士米大围脖将我的头脸仔细包裹好。里昂从海青的画室出来,正看见这个动作。安德烈的手势把我弄成了一个布娃娃。
里昂愣了一下,像是刚刚认识我是谁。
我假装随口客气一句:里昂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我知道里昂从不吃早饭,他一般在下午四点开早饭,清晨五点开晚饭,我更知道,即使里昂破例把早饭开在上午八点,他也绝不会跟着我和安德烈去一个布尔乔亚的餐厅。那儿坐着挣月薪、读股票消息的中产阶级。里昂认为中产阶级是美国个性消亡的一个铁的证据。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中产阶级是消灭真正艺术的大军,是精神、文化的垃圾处理器;有多少无灵魂的音乐、绘画,都可以朝这部巨大的机器倾倒,都会被吃进、消化、排出。这个巨大的机器可以改变艺术的原则,腐化包括海青、王阿花在内的艺术家。诱引他们去画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像、灯罩。
安德烈也说:对呀,我们一块儿去吃早饭吧。
我在安德烈声调里听见的全是诚意。
而里昂却听出了施舍。他脸上有了层冷酷的笑意。
我说:里昂可能刚刚回来。他从夜里工作到早晨。
里昂从我话中听出的却是急切的表白:这个艺术瘪三跟我没什么关系:他活在夜里,我活在白天。
里昂说:知道哪一家的早午自助餐最棒吗?
安德烈说他知道林肯大街上有几家不错的。
里昂说:那些没什么意思,雅皮的地方。
安德烈在里昂的话里听出了进攻。他心里一阵好笑:你这样自以为是的人活得连基本体面都不要,可以靠失业金、救济金去糊口,对辛勤纳税,将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变成税务交给政府,再由政府变成你的失业金或救济金——对这样一批对社会负着重责的人,你的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你认为你那些晦涩不堪的东西就是真正的艺术?你的生活方式、情趣雅不可耐就正确?
而我在安德烈的大段潜台词中,只听到他的诚意:他的确想款待一下里昂。他说:好吧,你带我们去一家不“雅皮”的餐馆。
里昂当然不会去的。他觉得安德烈把零钱扔给街头乞丐也是以同样诚恳的态度。安德烈每星期日下午到一家残废人的福利工厂去义务劳动,给残废人生产的罐头写西班牙文、法文、荷兰文的产品介绍,这事里昂一听准会仰天大笑。
好的。里昂说。
他对安德烈的邀请接受得很痛快,我不知他是怎么了。我看他一眼,他一点儿挑衅的意思也没有。他很快套上了那件永远的皮夹克,一条马尾梳得整整齐齐。
我坐进安德烈的车后,一阵怀疑涌上来:这车分明是安德烈在华盛顿开的那辆。对于安德烈这样百分之二百讲实话的人,编那么大个故事,太不寻常了。我要里昂坐到前排座上,理由是要他领路。真实的理由,是我想独自坐在后面,好好看清一个诚实人撒谎的道理。
然而我却怎样也看不清。
车窗上有泥点。安德烈的车从来没这样脏过。他开车稳重,看见水洼便缓下车速。把泥水溅到两侧车窗玻璃上,安德烈需要喝五杯伏特加才干得出来。而安德烈从来不可能狂放到去喝伏特加。他有他俄国祖先狂放的神情举止,内心却是美国式的:理性、负责、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