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几喊了一声“报告”，说自己要解小手，当班的解放军看看窑边监工的邓指。邓指下巴微妙地一动。当兵手里的刺刀也微妙地一动。等老几拐过墙角，发现自己身后跟的不是一个兵，而是一对兵。再回到场院，老几去看邓指两颊紫红的脸，想在他微肿的单眼皮下找那双昨天还把他老几当人看的眼睛，却怎么也找不到。到午饭时还是看不见邓指的眼睛，就连他站在跟前训话都不给老几看他的眼睛。他的训话主要内容就是说逃跑教唆人老几最好放老实点，想请假看电影上的闺女儿，死了这条心吧，眼下往保卫科递交请假报告是拿胸脯往枪口上撞。

“可是我是无心聊起来的！……”老几急了，连结巴的伪装都不要了。

“无心最能暴露有心。”

老几手里还剩三个土豆，四个土豆的定量今天是太富裕了，难以下咽。邓指吃的和犯人们一样，只是随身带了一小包干辣椒粉和盐。他用最后一口土豆擦干净铝饭盒盖子上血红的辣椒粉，塞在嘴里，一会儿就满嘴血红。老几问邓指吃四个鸽子蛋大的土豆够不够，不够他这儿还有。邓指不理他，不给他面子来卖乖。老几把下面的意思结巴出来，要是他挺不过大饥荒的话（每天都有挺不过的人），他心里记得的还是那个十九岁、在弄堂里打羽毛球的小女儿的模样。他会觉得好不甘，从来没看见她长大成人。

邓指用指甲在侧牙上刮了刮，刮下一小片红辣椒皮，脆脆地弹出去。这就是他听了老几结巴半天才结巴出来的陈情后唯一的反应。老几不是常常有凶暴闪念的人，但此刻他捕捉到了自己心里这个闪念。

“回去吧。”邓指用下巴指挥老几，“归队干活去。”

就在老几往传砖的队伍里走的时候，起风了。是这一带典型的午间大风。刚刚摞起的砖被刮得呱嗒作响，眨眼间倒下来，倒成一座颓城。碎了的砖头失去了地心引力似的，很快就在空中了。

老几给风刮得斜出去，跟地平线形成个极马虎的八十度夹角。这都不耽误他在心里凶暴。从死缓改成无期，现在他能造次的空间不大。

邓指在他身后叫喊，让他卧倒。老几被内心的凶暴闪念弄得忘了卧倒了。凶暴是会让人醉的，正如各种高尚情绪会让人醺醺然。邓指扑上来，把老几按倒。自从去年大风刮走一个挺身警戒、绝不肯放弃自己宣传画一般的英雄姿态的解放军，所有人都乖了，风一来就卧得扁扁的。

矮矮的邓指现在就在老几身边，头埋在臂弯里，脸抵着坚硬的雪地。被刮到空中的碎砖从他们头顶飞过去，相互偶尔碰撞，发出玲珑的声响。死了的骆驼刺一蓬一蓬地翱翔，成了巨型蒲公英。老几的三个土豆从他茶缸子里直接被刮到天上，由着空茶缸在后面追它们。一根断了的锹把在空中横抡，混进了碎砖和砂石。就在邓指和老几前面十多米的上空，不知从哪里刮来的一件破棉大衣在风里横着行走，一个人形气球的模样。碎砖、砂石、骆驼刺、破棉大衣从这里被释放了，朝着未知逃奔，朝那个一年前被刮跑的解放军逃奔。

风把天刮黑了。西边的戈壁在往大草漠搬家。一小部分的沙漠现在在伏倒的人们头顶上飞快横移，带来遥远地方的衣服帽子鞋子，偶尔还有散架的马车，死去的牲口，呼啦啦地去找另一个去处落定。西边的沙漠就要落定在这一大片俯卧的囚犯身上了，不少砂石已落在一只只耳朵眼、鼻孔、眼窝里。

老几心里的凶暴平息了，化成一个愿望，就是大风把矮矮的邓指带走。要不把他老几带走也行，把他带到未知里去。

等风的急先锋过去，邓指侧过脸，看见老几给活埋了一多半，脸上的每条皱纹里都是戈壁的一个小小局部。邓指还看到了什么？看到老几陷在沙土里的眼睛。那是此刻天地间唯一闪亮的东西，因为两泊泪水鼓在一对老眼里。邓指马上避开了。他觉得看到一个老头娇弱的一瞬十分尴尬。

“操，老陆，你闺女还没让你害死？还去看她呢！”邓指说。

过了一会，邓指又说：“我再给你去说说情吧。”前解放军指挥员为自己的妇人之仁臊死了，马上补一句：“奶奶的！”

不远处，化成了泥胎的囚犯们摇摆着站起，各个组长在残剩的风里点名，然后犯人们报数。风刷过一副副嘴唇，一半嗓音立刻上了天。好几个人的毡帽和棉帽没了。一些帽子不只是帽子，喝青稞糊糊时是容器，让糊糊腻结实了夜里又是夜壶。

和邓指分开时，老几找到了邓指的眼睛。这是个好兆头。邓指不给你找到他眼睛的时候是冷血的。

一天又一天，被犯人们叫做老几的我的祖父等着邓指传唤他。老几在心里又写出两篇散文，书信体，给小女儿丹珏写的，写到好处他得歇歇，他的思考太流利了，一点也不结巴。十八年后，我就是从他给丹珏姑姑的书信体随笔中了解到他如何起了念头，要拿那块欧米茄进行贿赂。

一天又一天的，葫芦把场部礼堂的消息带回来：那个有关根治血吸虫的科教片还在演，人们还是看个没够，因为里面有一段说到女人怀胎，说血吸虫怎样把胎儿给蛀了，因而就有了一个一丝不挂的假人。另外还有一个真实的女体，虽然上面下面都遮住，露的就是个肚脐眼，不过眼力超凡的人坚持说肚脐眼下三寸的地方能看见几根卷毛。因此这段身体对此地的人们来说，看看还是很值。因此老几成了劳改农场的名人，从犯人到干部都知道无期犯老几的女儿演上了科教片，就是那个也长着卷毛的女博士。渐渐地，传闻脏起来，说那个女体上的肚脐眼是老几女儿的。再过一阵，老几（老卷儿）的女儿有了名字，叫“小卷儿”。

梁葫芦说着偷看一眼老几。老几不反应。他对待肮脏就是不反应。肮脏的念头、肮脏的语言不干扰他，就是因为他对它们可以聋，也可以瞎。

梁葫芦从脏得又粘又厚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土豆，掰成两半，给老几一半。吃完，男孩子又掏出一个。一连好几天，梁葫芦总有超份额的土豆偷偷分给老几。

老几只是贪吃。这年头少吃一口会吭声，多吃一口都安安静静。一个礼拜过去，梁葫芦再给他土豆的时候，他的手开始躲闪了：土豆不是好来头。

“知道我咋弄到的？”小凶犯问。

老几警惕地瞪着他。他可不想给梁葫芦牵扯到什么勾当去。不参与勾当他还得不到恩准去场部礼堂呢。

“你知道419号吧？刘胡子？国民党起义的警察局长？就是睡在紧靠墙，挨着我的那个？……”男孩突然把嘴凑到他耳边，“老狗日一直病着呢，我一直给他打饭，一直偷他一口两口的……老狗日死了。”

我在1989年读我祖父的书稿时，认识了这么个刘胡子。他本名叫刘国栋。查查上海解放的起义功臣名单，能查到刘国栋三个字。他是上海一个警察分局的副局长，跟地下党在上海解放前夕接通关系，带着分局全部卷宗起义，然后把卷宗交给了后来接管上海的军代表。1954年4月的一天，刘国栋接到几大张纸的逮捕名单。他打电话问行动负责人，这么多人一天逮完？电话里的北方话回答：这是镇压反革命，不是过去逮捕地下党员，心软啥软？！刘国栋又来一句：每个名字后面总得有个具体罪状吧。北方话说：每个人自己都明白自己是啥罪状。刘国栋是边跑边系上皮带、挎上手枪的。他也是跑步跳上轰轰待发的捕人卡车的。六辆捕人卡车在刘国栋的指挥下，警笛长鸣，呜呜地上了大街入了小巷，擦过我祖父常常散步的静安寺对面的公墓，冲过赫德路和静安寺路的十字路口，朝着我小姑姑正在打羽毛球的弄堂而来。那是晚饭时分，刘国栋连这天的早饭还没有吃。太忙了。局里要争逮人竞赛的红旗。刘国栋端着手枪，坐在驾驶室里，看着我祖父被带过去，看着跟在后面的女孩脸上那需要半世纪才能驱散的懵懂，上了卡车车厢。刘国栋这样的职位只需要坐镇就行。大逮捕进行到第二天天亮，最后一卡车人开始照着名单查点人数。行动负责人出现了，就是电话上给刘国栋布置任务的北方人。这是大逮捕的第一批犯人，刘国栋喊了报告首长，按照指示人都按名单上抓获，一共一百四十五个。北方人说，错了，应该一百四十六个。刘国栋再看看手上的名单，说没错，是一百四十五个。北方人声音都没有抬高地说第一百四十六个是你自己。刹那间东南西北都有手和脚伸出来，下枪的，扒警服的，使绊子的，上手铐的……这种完美配合是一夜之间拿那一百四十五人操练出来的。从上海往大荒草漠出发的车上，刘国栋揣着五个罗松面包一口也吃不进去。他蹭到我祖父陆焉识身边，说他常读陆教授的文章。他还说，自己看上去是个武人，实际是个文人，跟我祖父装在一个车皮里是这一阵发生在他头上唯一公正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