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请您到豪华贵宾室休息一下。”

市长微微点点头，跟随身穿蓝色衣服的向前走去，大厅里面有两扇巨大的门徐徐打开，市长走进去之后，两扇门徐徐合上。

沙发那边的贵宾们没有了声音，豪华贵宾室镇住了沙发贵宾区，金钱在权力面前自惭形秽。

我们塑料椅子这边的声音仍然在起伏，谈论的仍然是墓地。大家感慨现在的墓地比房子还要贵，地段偏远又拥挤不堪的墓园里，一平米的墓地竟然要价三万元，而且只有二十五年产权。房价虽贵，好歹还有七十年产权。一些候烧者愤愤不平，另一些候烧者忧心忡忡，他们担心二十五年以后怎么办？二十五年后的墓地价格很可能贵到天上去了，家属无力续费的话，他们的骨灰只能去充当田地里的肥料。

坐在前排的一个候烧者伤心地说：“死也死不起啊！”

我身旁的那位老者平静地说：“不要去想以后的事。”

老者告诉我，他七年前花了三千元给自己买了一平米的墓地，现在涨到三万元了。他为自己当初的远见高兴，如果是现在，他就买不起墓地了。

他感慨道：“七年涨了十倍。”

候烧大厅里开始叫号了。显然市长已经烧掉，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党旗，安放在缓缓驶去的黑色殡仪车里，后面有几百辆轿车缓缓跟随，被封锁的道路上哀乐响起……贵宾号是V字头的，普通号是A字头的，我不知道市长级别的豪华贵宾号是什么字母打头，可能豪华贵宾不需要号码。

属于V的六个贵宾都进去了，属于A的叫得很快，就如身穿蓝色衣服的所说，有很多空号，有时候一连叫上十多个都是空号。这时候我发现身穿蓝色衣服的站在我旁边的走道上，我抬起头来看他时，他疲惫的声音再次响起：

“空号的都没有墓地。”

我没有骨灰盒，没有墓地。我询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听到了A64，这是我的号码，我没有起身。A64叫了三遍后，叫A65了，身旁的女人站了起来，她穿着传统寿衣，好像是清朝的风格，走去时两个大袖管摇摇摆摆。

身旁的老者还在等待，还在说话。他说自己的墓地虽然有些偏远，交通也不方便，可是景色不错，前面有一片不大的湖水，还有一些刚刚种下的树苗。他说自己去了那里以后不会出来，所以偏远和交通不方便都不是问题。然后他打听我的墓地是在哪个墓园。

我摇摇头说：“我没有墓地。”

“没有墓地，你到哪里去？”他惊讶地问。

我感到自己的身体站了起来，身体带着我离开了候烧大厅。

我重新置身于弥漫的浓雾和飘扬的雪花里，可是不知道去哪里。我疑虑重重，知道自己死了，可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我行走在若隐若现的城市里，思绪在纵横交错的记忆路上寻找方向。我思忖应该找到生前最后的情景，这个最后的情景应该在记忆之路的尽头，找到它也就找到了自己的死亡时刻。我的思绪借助身体的行走穿越了很多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的情景之后，终于抵达了这一天。

这一天，似乎是昨天，似乎是前天，似乎是今天。可以确定的是，这是我在那个世界里的最后一天。我看见自己迎着寒风行走在一条街道上。

我向前走去，走到市政府前的广场。差不多有两百多人在那里抗议暴力拆迁，他们没有打出抗议的横幅，没有呼喊口号，只是在互相讲述各自的不幸。我听出来了，他们是不同强拆事件的受害者，我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一位老太太流着眼泪说她只是出门去买菜，回家后发现自己的房子没有了，她还以为走错了地方。另外一些人在讲述遭遇深夜强拆的恐怖，他们在睡梦中被阵阵巨响惊醒，房屋摇晃不止，他们以为是发生了地震，仓皇逃出来时才看到推土机和挖掘机正在摧毁他们的家园。有一个男子声音洪亮地讲述别人难以启口的经历，他和女友正在被窝里做爱的时候，突然房门被砸开了，闯进来几个彪形大汉，用绳子把他们捆绑在被子里，然后连同被子把他们两个抬到一辆车上，那辆汽车在城市的马路上转来转去，他和女友在被捆绑的被子里吓得魂飞魄散，不知道汽车要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汽车在这个城市转到天亮时才回到他们的住处，那几个彪形大汉把他们从汽车里抬出来扔在地上，解开捆绑他们的绳子，扔给他们几件别人的衣服，他们两个在被子里哆嗦地穿上了别人的衣服，有几个行人站在那里好奇地看着他们，他们穿上衣服从被子里站起来时，他看到自己的房屋已经夷为平地，他的女友呜呜地哭上了，说以后再也不和他睡觉了，说和他睡觉比看恐怖电影还要恐怖。

他告诉周围的人，房屋没有了，女友没有了，他的性欲在那次惊吓里也是一去不回。他伸出四根手指说，为了治疗自己的阳痿已经花去四万多元，西药中药正方偏方吃了一大堆，下面仍然像是一架只会滑行的飞机。

有人问他：“是不是刚起飞就降落了？”

“哪有这么好的事，”他说，“只会滑行，不会起飞。”

有人喊叫：“让政府赔偿。”

他苦笑地说：“政府赔偿了我被拆掉的房屋，没赔偿我被吓跑的性欲。”

有人建议：“吃伟哥吧。”

他说：“吃过，心脏倒是狂跳了一阵，下面还是只会滑行。”

我在阵阵笑声里走了过去，觉得他们不像是在示威，像是在聚会。我走过市政府前的广场，经过两个公交车站，前面就是盛和路。

那个时刻我走在人生的低谷里。妻子早就离我而去，一年多前父亲患上不治之症，为了给父亲治病，我卖掉房屋，为了照顾病痛中的父亲，我辞去工作，在医院附近买下一个小店铺。后来父亲不辞而别，消失在茫茫人海里。我出让店铺，住进廉价的出租屋，大海捞针似的寻找我的父亲。我走遍这个城市的所有角落，眼睛里挤满老人们的身影，唯独没有父亲的脸庞。

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房屋，没有了店铺，我意志消沉。当我发现银行卡上的钱所剩不多时，不得不思索起了以后的生活，我才四十一岁，还有不少时光等待我去打发。我通过一个课外教育的中介公司找到一份家教的工作，我的第一个学生住在盛和路上，我与她的父亲通了电话，电话那端传来沙哑和迟疑的声音，说他女儿叫郑小敏，小学四年级，成绩很好。说他们夫妇两人都在工厂上班，收入不多，承担我每小时五十元的家教费有点困难。他声音里的无奈很像我的无奈，我说每小时三十元吧，他停顿一会儿后连着说了三声谢谢。

我们约好这天下午四点钟第一次上课。我去发廊理了头发，回家刮了胡子，然后穿上干净的衣服，外面是一件棉大衣。我的棉大衣是旧的，里面的衣服也是旧的。

我走到熟悉的盛和路，知道前面什么地方有一家超市，什么地方有星巴克，什么地方有麦当劳，什么地方有肯德基，什么地方有一条服装街，什么地方有几家什么饭馆。

我走过这些地方，眼前突然陌生了，一片杂乱的废墟提醒我，盛和路上三幢陈旧的六层楼房没有了，我要去做家教的那户人家应该在中间这一幢里。

我前几天经过时还看见它们耸立在那里，阳台上晾着衣服，有几条白色的横幅悬挂在三幢楼房上，横幅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坚决抵制强拆”、“抗议暴力拆迁”、“誓死捍卫家园”。

我看着这片废墟，一些衣物在钢筋水泥里隐约可见，两辆铲车和两辆卡车停在旁边，还有一辆警车，有四个警察坐在暖和的车里面。

一个身穿红色羽绒服的小女孩孤零零坐在一块水泥板上，断掉的钢筋在水泥板的两侧弯弯曲曲。书包依靠着她的膝盖，课本和作业本摊开在腿上，她低头写着什么。她早晨上学时走出自己的家，下午放学回来时她的家没有了。她没有看见自己的家，也没有看见自己的父母，她坐在废墟上等待父母回来，在寒风里哆嗦地写着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