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来的时候身上扎个黑胶皮围裙，身上穿着短袖印花衫。朴同志脾气挺大地叫人“让开让开”。葡萄两肩一松，笑起来说：“我说谁呢，叫我快点儿快点儿！是你呀！”

他从口袋摸出那本让他大红大紫的书。葡萄接过书时，旁边的人说：“哟王葡萄，还得现学认字吧？”

葡萄随随便便把书往胳膊下一夹，对朴同志说：“我得把猪娃子洗洗，天太热。你闲着不闲着？闲着就来猪场，咱说说话。”

大伙都笑起来，对朴同志说：“就她一人不知道你朴同志老有名。”

葡萄看看他们，又看朴同志。

朴同志说：“行，我帮你剁菜去。我这笨手也只能干那个。”

他替她剁菜的时候，猪场拦马墙上几层人脸。史屯公社有了中学，中学语文课本里都有朴同志的文章。中学老师听说朴同志到了，马上下课，叫学生们跟他去看朴同志。朴同志拿把烂菜刀剁老菜帮子也是好看的，中学生们一排一排轮流扒到墙头上看。朴同志一边剁一边向上头的脸们招手，菜剁得横飞。

葡萄奇怪地问他：“他们看啥哩？”

朴同志笑笑。她真不明白他有多著名。

晚上公社史书记设宴招待他。他说：“上回和四清工作队来，天天各家吃派饭，葡萄的饭我都没尝过，这回我空下肚子专门来吃她的饭。”

史书记对干部们说：“那就把酒和肉都补贴给王葡萄，晚上咱一块儿在她家陪朴同志吃饭。”他对葡萄说：“王葡萄你给好好做，洛城宣传部长、地委书记一会儿都要来看朴同志，陪他吃晚饭。用多少油，只管报账，该炸就炸！该煎就煎！”

朴同志说：“酒肉我不欠。我专门来吃葡萄做的面汤、干鱼。吃过了再接受领导们的接见。跟领导说，我想和他们吃饭，我肠胃不想，就代我肠胃向各位领导道歉。”

二○○四年的朴同志记不清一九六五年的朴同志在葡萄家吃的是什么饭。那时他不是图吃。他想和葡萄单独坐一会儿，说说话，或者不说话。好日子更让他不安全，他想在她身边找点儿安全。老年的朴同志还想起来，他那时去看葡萄，心怀一个目的：想看看她是不是还把一切都好好藏着。他一进村就大声喊葡萄，是因为他一直为葡萄提着心。

他和她好像没说什么话。他一个字也没提她地窖里的爹。她好像说了一句：“吃胖了。”

那是他最胖的时候。再去史屯他不胖了，头发剃成了黑白花狗。马虎了一辈子的人这时也觉得花狗头见不得人，所以他一见到葡萄眼泪差点流出来。葡萄多大？三十六？三十七？对，三十七。还是紧绷绷的背、腰，还是一副自己乐自己的样子。她从猪场的门里出来，见到一个花狗头的朴同志，对旁边的人说：“谁把你糟蹋成这样了？”

旁边是押他来的红卫兵。都是惹不起的人，连军人都不惹他们。朴同志坐了半年监又给他放出来，找个苦地方叫他吃苦去。朴同志在晚年时很佩服中年朴同志的机智，他一听要送他下乡监督劳动马上就叫：你们送我去哪儿都行，就别送我去史屯那鬼地方！那鬼地方饿死过多少人哪！叫完他心里就踏实下来。不几天红卫兵果然扔给他一个被包，叫他滚起来，他们要送他去他最仇恨的史屯。

现在葡萄对剃着花狗头的他，问他闲着手不，闲着帮她扯风箱去。她已从他手里拎过那打得像油酥卷一样松软的铺盖。

红卫兵们一下子反应不过来，看着陪来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史春喜。史春喜说：“那也中，先让他在猪场累累、臭臭！”

红卫兵们反应过来了，举着白生生的小拳头喊口号，要打倒朴同志，要朴同志永世不得翻身。

葡萄说：“又打上了。过一两年换个人打打。”

朴同志生怕红卫兵把她的话给听见，赶紧推推她，自己顺着猪场台阶往窑院下。脚又乱了，一出溜坐在了台阶上。屁股跌碎了，他见到葡萄时憋在眼里的泪，这下子完了，全淌下来。围墙头上还是几层人脸，还是中学生们，还要轮流爬上墙看。葡萄对他笑着说的话他一点儿听不见，因为几层人脸都在喊打倒他的口号。葡萄拿出一块白羊肚手巾，叫他擦擦泪。见他拿起刀来剁菜，她一把把刀夺下，搬了个椅子，又把他捺下去坐。

中学生们看不下去了。一会儿猪场里全是戴红袖章的胳膊。在他头顶挥动，又对他鼻尖指点。葡萄拿了根扁担上来，叫他们出去。他们说：“红卫兵你都敢撵？！”

“红卫兵是啥军？十四军我都撵过！”葡萄说。

看热闹的成年人见红卫兵们不明白，告诉他们十四军是国民党的军队。红卫兵们一听，是打过国民党的女英雄呢！也不把她当敌人了，只是围着朴同志喊口号。

葡萄把扁担一横，往红卫兵们腿上扫，红卫兵们双腿蹦着躲。她变成带他们玩了。葡萄撵不走红卫兵们，扔了扁担，回到灶台前剁菜，剁的是“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的高跷鼓点子。她对朴同志使个偷乐的眼风，叫他扯风箱。

红卫兵们把灶台围成了个小炮楼，密不透风，一上来口号喊得嘹亮整齐，慢慢不齐了，有人只是抬抬手张张嘴地瞎混。葡萄该干什么干什么，添水，加柴，煮菜。红卫兵们变着词儿地喊口号，喊朴同志“臭文人”、“黑笔杆”、“反党大流氓”，“地主干儿子”。开始他们喊一句，他就在板凳上矮一点儿，后来见葡萄抬头看天，他跟着抬头，见一个人字形雁阵从北边飞过来。葡萄眼睛看雁也专心地发直，嘴唇半开，完全忘了正给锁在一个人体筑的小炮楼子里。他慢慢也把几层人脸人头拳头胳膊给忘了，一下一下地扯着风箱。火烧得好着呢，他眼前脑子里只剩下稳稳烧着的金黄的火。过一会儿，他一张嘴，一个哈欠出来了。他抬起头，见一个喊口号的红卫兵也跟着打了个哈欠。又是一会儿，好几个红卫兵都打起哈欠来，只不过打得很贼，把鼻孔撑大，叫哈欠出来，不耽误嘴里喊口号。

朴同志在七十二岁时回想那一天，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当然，他不知道人都是这样，记不住羞辱；痛苦只有变成了滑稽荒唐的事才会给人记住。人要把他一生遭受的羞辱都记住的话，是活不长的。就好比朴同志，假如不具备人共有的那种不记仇的本事，朴同志回忆起来的场面，就不会像个闹剧戏台。人这个不记仇的本事其实是为自己好，对自己有利，不记得自己怎样地惨过，丢过丑，所以他才有脸见自己。有没有脸见人不重要，顶重要的是有没有脸面见自己。所以给害得最惨、受最多侮辱的人，最不记仇。朴同志给人叫了八年“反党老朴”，叫得他忘了自己真名，他也不记仇。到七十二岁想想，一切都很好玩。把痛苦、羞辱记成了好玩，那些真实发生过的场景场面当然是给他的记忆编排过的，编排得很写意、很漫画式，一层层的年轻红卫兵都没有眉目，只有大喊大叫的一张张大嘴。拳头比实际上多得多，红卫兵们全是千手佛，一人伸出几十个拳头，竖在他和葡萄四周。他记得那天下午，他就在拳头中间把自己扯得像风箱一样又深又长，那个沉重的大风箱成了他的丹田。他扯得经络通畅，性情平和。红卫兵们最后怎么离开了猪场，七十二岁的朴同志已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朴同志记得的是葡萄的手。她的手插在他腋窝，把他向上一提，说：“都走啦，起来去洗把脸。”他一看，一个红卫兵也没了，灰下来的天下着箩面雨。她在猪场清理了一间装饲料的窑洞给他作屋。洞顶上吊满半寸长的面虫，等于一个肉顶棚，火光一照，一个顶棚都在拱动。她点上火把去烧虫们，他也跟着她举了个火把，窑洞马上嗞嗞啦啦地响，烤猪油渣的气味漫开了。两人都戴了破草帽，只听虫子砸在帽子上，下雨一样。她在晃动的火光里笑得像个陌生人，像个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