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文学课不是教写剧本，而是教卖剧本。据说懂得怎样卖，才有劲头去写。我改选“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了。改课当天有几个学生恰从“十九世纪”改到电影文学。问怎么啦，其中一人说：“操，那个老师。”我追问，他们没说清什么。几个都是男的，怕我吃不消似的，只笑笑。相互间，他们的笑有一点坏。

我要等一星期才能搞清他们笑里的那点坏是什么。

上课前半小时，我走进教室，大黑板下已有了个人。首先触着我眼睛的是那白发。他似乎在打盹，脸是埋住的，白发像朵蒲公英。他已看见了我，两只大黑眼里剩的半个盹，一下也褪尽了。他不是坐，而是蹲在椅子上。竟然有人能单薄到把自己团进那把椅子。

“是李……芷吗？”他发着愁似的念出了我的名字。

“对的。”我说。我知道他就是老师，当然把新课改到他班级的学生姓名弄得很清楚。

他说他叫帕切克。我说很高兴认识他。过场话总这些，里面是没有真情绪的。他看我忙：放下书包，拿出字典、笔记本。他顶多二十八，顶多顶多了。和系里其他教师一样，他也穿宽大的裤子，一种脏颜色的衬衫。从某个角度看，他的白发部分被黑发掩了，换个角度，又白得很透。我突然想到，这头发会不会是一夜之间白掉的呢？实在想不出什么能让一个男人一夜间枯了头发。焦虑和疲惫？难道还有比凄惶地跑到美国、半老了才开始学语学步的中国人更甚的焦虑和疲惫？

这时他却说：“你学不下来我的课。”他非常温和诚恳。

“为什么？”我被他这话吓了一跳。

“你英语很差。”

我一下子不怕了。激我进取的东西就够多了：孤立、生疏、贫困。让我每天热情饱满地去生活的几乎是愤恨。你小瞧我，你就成全了我。“那咱们试试？！”我很慢地说。我注意到美国人在愤 怒时往往慢慢地说话，效果是戏剧性的。

“你一小时的最大读书量？”

“二十页。”其实最多十五页，那谎报的五页，我不睡觉也给你拼出来。

“二十页。”他说，“所以，这就是我担心的——二十页怎么行？还有理解力呢？英文是世界上最微妙的语言。”

进来了四个学生，帕切克看看表，对教室里统共五个人说：“上课了。”

有人对如此空旷的教室不安了，小声打听着什么。帕切克却从椅子上站起，就那么高高立在椅子上。我们五个学生飞快传了个眼色，不知他在玩什么。终于他说话了。

“我恨透了教书，最好你们都走光，我就不用教书了！可以回家去，写我的小说。写到水没了、电没了，房东把我扔出去，不是我完，就是小说完，反正会完！教书是绝境中的生路，因为有它，什么也完不了！你们都走吧，为什么不呢？然后学校就把这个班取消了，对我说：这是你最后一张工资支票，六百块。一条生路多便宜啊……”

他这样站在椅子上，像个演讲的年轻法西斯。是在对第一节 课后就没再回来的人发情绪呢，还是在牢骚系里给他的低薪？系里的一半师资是代课教师，多是些穷文人、小作家。他们的合同是一学期一学期签；学期终了，他们从来没把握是否拿到下学期的合同。就算他牢骚、委屈，担忧上他课的人太少系里因而会取消这节课，也没必要站在椅子上。站椅子与整个事情毫无关系。

“你们都走吧，”他又说，“都走吧！”

没有人出一声。

他笑笑，蹲下了。他那样把自己弄得很累。“那好，不走，咱们上课。你们谁读过梅里美的作品？”

我看看没动静的四周，举起手。他从高处看我一眼。

“高尔基？”举手的仍只有我一个。“把这两个作家也补进上节课列的书单。”

“对不起，”我说，“是指他们的英文译本吗？”

他轻轻一笑：“如果谁能用法文和俄文读原著，当然更好。”

课间我去水龙头喝水，见一个白发苍苍的头已伸在那儿。其他学生聚在走廊另一端，喝着饮料机里买来的可口可乐，我是舍不得把钱花在一口水上。帕切克抬起头，发现等在身后的我，忙朝边上让了让。

“我还没有你的住址和电话。”他说，“其他人在头节课就把地址、电话留给我了。”

我想，何苦还要我电话？不是你认定我学不下来你的课吗？现在你一定不想撵我了。幸亏我及时调到这个班，不然学校把这个班取消了也难说。

他说大家讨论时我应该发言。我说上节课没来怎么发言。我请他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赶上。“给你时间？我不会为你一个人把课慢下来。”他是一样地诚恳温和。

忍不住了，我说：“不为我一个人，你这个课就被取消了。”话是说了，但我不敢再看他。我看着他的鞋，那是一双色正褪得狼狈的军用靴。

这时却听他说：“别为我着想，为你自己。”我笑笑，装油条。

三小时课被他上成了近四小时，大家都很不高兴。下课时，我脑子沉得站不起来了。同班唯一的女同学叫黛米，一路上问我好几回：有没有留神帕切克右耳上的一枚小金环。我却叹一声：“他是个好老师，实际上。”

黛米回味一会儿我的话，吃力地承认：“是的。”

再和帕切克单独交往是两个月以后了。这两个月我只进过一回洗衣房，邮局连一趟也没去，所有时间都拿来对付帕切克。我越来越多地在课上发言，对读的书进行阐述、发表见解。帕切克发现我有时自信得近乎专横，便忙拿出我阐述的书来，迅速读一回，迅速苦恼在对我的认同和否定之间。他还会迅速一笑，认同了，倒不如说姑息了。我发现他开始宠我、惯我。他还是蹲在椅子上，带一点愤怒和这堂课相处。但他常对我那样迅速笑笑。他的这个笑就是我那时生活中唯一的快乐。不是指它含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而是：有人终于体谅了你吃尽的苦头。

为那几分钟的阐述，我上百遍地操练舌头嘴唇，几十遍在纸上整理句型。我把词汇写在手腕内侧，餐馆打工时，老板眼一松就狠狠背一气。我在别的课上拖作业，让别的老师怀疑我迟钝或干脆顽劣。但帕切克对我认账了。怎么样？你到底笑了。

那笑使他的模样变得很像个女性。那样扯开的两边嘴角，眼睛那样松弛地一垂。其中的善解人意、抚慰，甚至嗔昵，全有了。它突然释放的女性质地，会使我倏地起一身鸡皮疙瘩。要费一些时间，才能重新认识，这不过还是那个帕切克：白发下一张孩子脸。

这时我站在他面前。课已散了，下了楼才发觉我的一盒饭忘在了教室。下工和上课之间只隔半小时，我常常装一盒饭菜就跑。教室只剩帕切克，他蹲在椅子上看我们才交上去的功课。某个角度来的一盏灯盯在他右耳的金环上。在这一会儿，他头发苍白苍白，厚厚的白发使他整个形象带几分荒诞的冷峻。我紧张了。假如他跟我说：你干得很拼命，不过没多大补救，那我怎么办？明天一早我还爬得起来，一头扎进书里吗？他是谁？干吗让他来承认我？让他给了我心力交瘁的两个月？我这两个月在做什么……

他告诉我清扫的人已进来过，将一个纸包扔了，并不知道那就是我的晚餐。稍间歇，他问能否请我去不远的一家酒吧，那儿有三明治之类。楼梯上，他走在我一步之后。似乎释然和意外大量地消耗了我，我一脚沉一脚轻地踏下阶梯。

“东方女人的头发真逗。”他忽然说。

我转脸搭讪：“是吗？”

“像……”他没想出像什么。他的手掌碰了碰我背上的头发。他还是没讲出它像什么。

坐在酒吧的高凳上，他点了根烟。我正啃三明治，发现柜台里几个侍应生在盯我看，再去盯帕切克。我觉得他们目光古怪，或说他们眼里的帕切克和我颇古怪。帕切克也觉察了，跟我换了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