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这天和孙丽坤的目光相碰了。如同曲折狭窄的山路上两对车灯相碰一样，都预感到有翻下公路和坠入深渊的危险，但他俩互不相让，都不熄灯，坠入深渊就坠入深渊。建筑工们在他俩对视的几秒钟里看见美人蛇死而不僵蠢蠢欲动。她两只眼又在充电了。

一个三十来岁的建筑工一边对着沙坑撒尿，一边唱：“管他麻不麻，只要有‘欧米茄’。”

青年开口了，对撒尿的建筑工说：“畜生。”他声音软和，是字正腔圆的北京话。

人都使劲儿在想北京话的“畜生”是什么意思。人都懂它的意思，却是不懂这听上去很卫生的北京腔。

“说哪个畜生哟？”建筑工说。

“没说您呐。您不如畜生。”青年平静冷淡。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一样，每个字都吐得清洁整齐。早晚都刷牙的口齿才吐得出如此干净的字眼，才有这样纯粹的抑扬顿挫。

三十来岁的建筑工猫腰掬一大把砂石，对青年做出投手榴弹状。青年一动不动，单薄的眼皮窄起来。

“你试试。”青年说。

建筑工重新抓了更大一把砂石。尿濡湿的砂石更有热度和分量。他重新拉开投射姿势，却微妙地向后撤退。

“你要敢动，明天这儿就没你了。你试试。”青年说。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一）

孙丽坤快要忘掉那个被建筑工叫作“毛料子”的青年了。她有点慌，有点怕。她怕一忘掉他，她眼下再没什么好事情让她去想。忘掉他她心里就没一块好地方了。过去，她心里尽是好地方，一块块的都没了。不是她丢了它们就是它们丢了她。她的心里没那么大的地方，爱她的男人太多，她搁置不下他们全部，只有不断地丢掉。她不知道男人们被她丢掉后会对她干些什么，会说她些什么。知道她也不会跟他们计较。男人们爱她的美丽，爱她风骚而毒辣的眼神，爱她舞动的胸脯，爱她的长颈子尖下巴流水一样的肩膀。除了她自身，他们全爱。她自身是什么？若是没了舞蹈，她有没有自身？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如用舞蹈去活着。活着，而不去思考“活着”。她的手指尖足趾尖眉毛丝头发梢都灌满感觉，而脑子却是空的，远远跟在感觉后面。

她的心里尽是好地方，都没了。最辉煌的那些先没有了：领袖们怎样迈着八字步走到她面前，以他们暖和而干燥的手握住她的手，用长者才有的动作拉拉她的辫子，摸摸她的头顶，她全忘了。她怎样从国际列车上走下来，胸前别着奖章，少先队员冲上来一个兵团，给她献皱纹纸做的花，她忘得没了影子。她心里还剩些不太好的地方：她的自行车怎样被撞倒，她怎样摔得半个脸都是泥水，爬起来仗着雨衣和泥水的掩护和人比着骂“日死你先人”，比着用最形象最别致的词重复那桩先人为繁衍后人必须做的事。有个声音轻轻冒出来：“她是孙丽坤！”回头望去，她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如同眼看一尊佛像在面前坍塌那样，眼睛里充满坍塌的虔诚。小女孩是孙丽坤最后忘却的。

就在孙丽坤终于忘掉了青年的那个初冬的早晨，看守她的女娃进来了，手上的大棒给她端成了三八枪。

“孙丽坤，有人找你。放老实点——上面来的！”

她正让一根自制的烟卷熏得满脸涕泪，这时顾不上听女看守的训诫，一巴掌推开窗子，对建筑工喊：“狗日的……”

建筑工们看见她的红鼻子斜眼睛马上咕咕地笑起来。他们在给她卷烟时，往烟锅巴里掺了熏蚊子药。

“孙丽坤，严肃点！北京派人来调查你！”看守女娃用大棒叩叩被白蚁蛀空的地板。

“调——查嘛！”她说，音调拖得像个心满意足的哈欠。

“中央来的！”

“来——嘛！”她把脸搁在洗脸毛巾里应道。毛巾让污秽弄得坚硬，张牙舞爪悬在一根铁丝上。她“呼噜噜”地擤一把鼻涕，又用那铮铮如铁的毛巾好好在脸上锉了一锉。抬起头，她不动了。

那个青年背着手站在她面前。他背后是层层叠叠的败了色的舞台布景。他带一点嫌弃，又带一点怜惜地背着手看她从那乌糟糟的毛巾中升起脸。她顿时感到了自己这三十四岁的脸从未像此刻这样赤裸。她突然意识到他就站在《白蛇传》的断桥下，青灰色的桥石已负着厚厚的黯淡历史。

她不知咕噜了一句什么话，抑或道歉，抑或托词，转身走进另一块布景搁置的小角落。完全是一个意外的下台动作。这种意外在孙丽坤的舞台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次。那次她一上台就发觉少穿一层衬裙，追光打下来，她便是近乎裸体。她当时就那么一个即兴转身下了舞台。而此刻她并不知道自己即兴“下台”的动机是什么。一个如此的青年，出现在她如此荒凉的舞台上。如此一个意外，一个她无法认清却暗中存在的天大差错使她不得不猝然离开“舞台”，把那青年留在整个空间的“冷场”中。她此刻的猝然下台连她自己都意外至极。她进了一个他目光不能所及的角落，不是为了更衣修发，而是要彻底换一番精神容貌。她知道自己的精神容貌是丑陋不堪的，如同一具裸露的丑陋不堪的肉体。她站在角落的阴影中，茫目顾盼，寻找不出一个合宜的神态和面容。站了许久了，冷场不能再拖延下去。屋里的寂静已像催场的锣钹一样吵闹。她听得见青年在冷场中的困惑与恼火，听得见他在冷场中打量整个舞台布局：窗台上已熄灭的烟卷，是用报纸卷的；那根斜贯空间的铁丝上耷拉着枯藤般的胸罩内裤袜子；嘎巴的剩饭和那只大花便盆。她听得见他那貌似不动声色的打量。

她走出角落重新登场时非常地不同了。一种神秘的、不可视的更换就在那片阴暗中完成。她仍穿着海蓝色毛衣，袖口一堆缠不清的脱线；它仍是惨不忍睹地绷出她早已自由散漫的一对乳房。她仍穿着那条裤子，膝部向前凸着，给了她一副永久性的屈膝姿态。她却与猝然下台前不是一个人了。她那个已宽厚起来的下巴颏儿再次游动起来，划出优美的弧度。她的脸仍是那种潮湿阴暗里沤出的白色，神情中却出现了她固有的美丽。她原有的美丽像一种疼痛那样再次出现在她修长的脖子上，她躲闪这疼痛而小心举着头颅。她肌肤之下，形骸深处，那蛇似的柔软和缠绵，蛇一般的冷艳孤傲已复生。

青年为自己找好了座，为自己点上了烟，看她摇身一变地走出来。他下意识站起身。

看守女娃提一只竹壳子暖瓶进来，满脸通红地对青年说：“水是新鲜开水，茶是副团长拿来的。我们省出三样名产：榨菜、五粮酒、乐山绿茶。首长见笑。茶缸洗了多少遭也洗不脱这层老茶泥。”女娃赔着罪过给青年沏了茶。他说：“别叫我首长，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姓徐。”

女娃很乖地一偏头：“徐首长。”

“徐群山。群众的群，祖国山河的山。”他说。声音不壮，和他人一样，翩翩然的。

女娃看了走出角落的孙丽坤一眼，实在弄不清哪儿出了差错让她又好看起来。

就剩下他和她两人时，他一根指头一根指头地摘下白手套，露出流畅至极的手指线条。

她从来没见过男性长这样修长无节的手指。楼下建筑工唱：“……居委会为我们来放哨，治保会为我们扯皮条……”他和她都没转脸。一块土疙瘩射进窗口，落在桌上，没什么恶意地散碎了一桌。他只回头看看那一桌面的泥渣。她便也去看。她通常爱盘腿坐在桌上乘凉，与建筑工搭讪打诨，互掷东西。

她起身关上窗，掸净桌面。其间他问她答，讲了些等于不讲的场面话。她回到椅子上坐下，他问起她得国际奖是哪年。“五八年。”她回答。她看他在听她作简单陈述时手指尖的动作。那指尖上轻微的烦躁让她不知怎样才能把这段背熟的“罪状”讲得生动些。他手指尖的焦灼让她感到他的满腹心事，他对一切的淡淡嫌恶和吹毛求疵。她说到她和那个老毛子男舞蹈家的艳遇时，他正将雪白的手套往桌上搁。他忽然变了卦，将它们拿直，微蹙眉头地定在那里，似乎不知该拿它们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