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强死后，因此而起的灾难就落在了李秀英的头上。这个虚弱不堪的女人，在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时，显得若无其事。当王立强生前的一位同事，代表武装部来告诉李秀英时，李秀英成功地挺住了这最早来到的打击。她一点也不惊慌失措，她一言不发长时间地看着来人，倒把对方看得慌乱起来。这时候她尖利的嗓音突然响起：

“王立强是被你们谋杀的。”

把那人搞得措手不及，当他再度解释王立强是自杀时，李秀英挥了挥她的细胳膊，更为吓人地说：

“你们，所有的人杀死王立强，其实是为了杀我。”

她离奇的思维使来者痛苦不堪地感到，无法与她进行正常的对话。可是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又必须征询她的意见，他问她什么时候去领王立强的遗体。

李秀英半晌没有声音，然后才说：

“我不要，他犯别的错误我要，犯了这种男女错误我就不要。”这是她唯一一句像是正常人说的话。

那人走后，李秀英走到目瞪口呆的我面前，愤恨地对我说：“他们夺走了我的活人，想拿个死人来搪塞我。”

随后她微微仰起头，骄傲地说：

“我拒绝了。”这是怎样艰难的一天，又逢是星期天，我呆在家中，杂乱无章地经受着吃惊、害怕、忧伤各种情感的袭击。王立强的突然死去，在年幼的我那里，始终难以成为坚实的事实，而是以消息的状态，在我眼前可怕地飘来飘去。

整整一天，李秀英都呆在自己屋中，细心照料着自己的内衣内裤，在移动的阳光里移动着那些小凳子。可她经常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把我吓得浑身哆嗦。这是我记忆里李秀英唯一表达自己悲痛和绝望的方式。她突然而起的喊声是那样的锋利，犹如一块玻璃碎片在空中呼啸而去。

那个白昼对我来说，是极其恐怖的。我在李秀英肆无忌惮的喊叫里胆战心惊，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偷偷打开李秀英的房门，我看到她安静的背影正俯向自己的内衣，没一会她的身体就挺直起来，仰起脸又喊叫了：

“啊——”李秀英第二天一早就回娘家去了。那时候天还没亮，我被一只摇晃的手弄醒，在刺眼的灯光里，我看到一个戴着大口罩，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人正俯向我，我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接着我听到李秀英的声音：

“别哭，别哭，是我。”

李秀英对自己的装扮深表满意，她近乎得意地问我：

“你认不出我吧。”我来到孙荡五年后，李秀英第一次走出了家门。在冬天还没有来到的凌晨，李秀英穿着冬天的衣服走向轮船码头，我打着一把小凳子费力地跟在她的身后。

天亮前的街道空空荡荡，只有几个吃早茶的老头，大声咳嗽着走过去。虚弱的李秀英只能一口气走出一百来米，当她站住脚喘气时，我就立刻将小凳子放到她的屁股下面。我们在潮湿的晨风里走走停停，有几次我刚开口想说话时，她就“嘘”地一声制止了我，轻声告诉我：

“一说话，别人就会发现我。”

她的神秘让我浑身紧张。

李秀英在人为的神秘里离开孙荡。当时对于我漫长的过程，现在回忆里却只是短短的几次闪亮。这个古怪的女人穿着雍肿的衣服通过检票口时，回过头来向我挥了挥手。后来我就扑在候船室破烂的窗口，看着她站在岸边不知所措，她要走过一块狭长的跳板才能抵达船上，那时候她就不顾是否会暴露自己，接连叫道：“谁把我扶过去。”她进入船舱以后，就开始了我们也许是一生的分别，直到现在我都没再见到过她。我始终扑在窗口，等到船在远处的河流里消失，我才离开窗口，这时候我才发现一个要命的现实——我怎么办？李秀英把我给忘记了，过多的悲伤使她除了自己以外，忘记了一切。十二岁的我，在黎明逐渐来到的时候，突然成了孤儿。我身上分文没有，就是我的衣服和书包也被紧紧锁在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家中，我没有钥匙。我唯一的财富就是李秀英遗留的那把小凳子。我把凳子重新扛到了肩上，然后哭泣着走出码头。出于习惯，我回到了家门前，当我伸手推一下紧团的屋门后，我就把自己推入了更为伤心的境地。我在门旁坐下来，哭得伤心欲绝。后来我就在那里发呆，那时候我脑袋里一片空白，一直到背着书包准备上学的刘小青走过来时，我重新哭泣了。我对前天才恢复友情的刘小青说：

“王立强死了，李秀英走了，我没人管了。”

戴着黑纱的刘小青热情地对我叫道：

“到我家住吧，你就睡我哥哥的床。”

然后他就飞快地跑回家中，可过了一会他就垂头丧气地走回来。他擅自的决定不仅遭到父母的否决，而且还饱尝了一顿训斥。他尴尬地朝我笑一笑。我是那时候决定返回南门的，我要回到父母兄弟那里去。我这样告诉了刘小青，可是我没钱买船票。刘小青眼睛一亮，叫道：

“去向国庆借。”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找到了国庆，刘小青叫他时，他说：

“我不过来，你有肝炎。”

刘小青可怜巴巴地问他：

“我们过来，好吗？”国庆没再表示反对，我和刘小青走向了这位富翁。如果不是国庆的慷慨帮助，我不知道自己回到南门会有多么艰难。我的两位童年的伙伴，将我送上了离开孙荡的轮船。我们向轮船码头走去时，国庆神气十足地对我说：

“以后缺钱花，就给我来一封信。”

刘小青则是憨厚地替我扛着那把凳子，跟在我们后面。可我后来却遗忘了这把凳子，就像李秀英遗忘了我一样。轮船驶去以后，我看到国庆坐在那把凳子上，架着二郎腿向我挥手，刘小青站在一旁正向他说什么。他们置身其上的堤岸迅速地消失了。我在深秋的傍晚踏上家乡的土地，离家五年之后重新回来时，我只能用外乡人的口音向人打听南门在什么地方。我在那条狭长的街道走去时，一个比我小得多的孩子扑在楼上的窗口，一声声叫我：“小孩，小孩。”我听到的是完全陌生的方言。幸亏我还记得南门，和我父母兄弟的名字，还有我的祖父。六岁时残留下来的记忆，使我可以一路打听着走去。我就是在那时候遇到了我的祖父孙有元，这个背着包袱，怀抱油布雨伞的老人，在我叔叔家住满一个月以后，正准备回到南门，风烛残年的祖父在那条他应该是最熟悉的路上迷路了。我们是都忘记了对方的模样以后，在路上相遇。那时候我已经走出县城，来到了乡间，一个三岔路口让我无从选择。我当时被落日的景色迷住了，所以我没有立刻焦急起来，那是让我的童年震惊的景色，我看到翻滚的乌云和通红的晚霞正逐渐融为一体，一轮红日已经贴在了远处的地平线上，开始它光芒四射的下沉。我站在落日的余辉之中，对着太阳喊叫：“快沉下去，快沉下去。”

一团巨大的乌云正向落日移去，我不愿意看到落日被它吞没。落日如我所愿地沉没以后，我才看到了祖父孙有元，他就站在我的身后，和我贴得那么近。这个年迈的老人用一种恳求的眼神望着我，我就问他：

“到南门怎么走？”他摇摇头，嗡嗡地告诉我：

“我忘记了。”他忘记了？孙有元的回答让我觉得有趣，我对他说：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忘记呢。”

他谦卑地向我笑了笑。那时候天色开始黑下来了，我赶紧选择一条路匆匆走去，走了一阵我发现后面那个老头正跟着我，我也不管他，继续走了一会，我看到稻田里有一个扎头巾的女人，就问她：“前面是南门吗？”“走错啦。”那个女人挺起腰来说，“应该走那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