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放下电话，吴川已站在我面前。身上一股刺鼻的寒气。她在餐馆门口站了至少十分钟。我说你早来了干嘛不进来？她只是平淡地把我的丝巾放在我的椅背上，说，不太冷。她手在大背包里摸。我说，把包拿下来，坐会儿，想吃点什么？她把手从脖子后面一抽，我看见一条暗金的弧光。非常古雅的一条长纱巾，自来旧，金色很含蓄、暧昧，掺了旧旧的秋香色和锈色。变色龙似的，从哪个光调看它都让你小小地意外。

“你要吗？”吴川问我。

她的样子是随时准备我不要的。

“很漂亮！”我说。那给你吧。她也是漫不经意地把它往我椅背上一搭。我谢了她，她像没听见。叫她坐下吃点什么，她说她下面还有一节课，得马上回课堂去。再转过头，她小小的人儿已经给她的大背包挡住了。本想给佳士瓦和她介绍一下，她连嘴都没让我插上。

很漂亮。佳士瓦说。

丝巾还是女孩？我问。

你妹妹和丝巾都很漂亮。

你怎么知道她是我妹妹？

到厨房里把那个意大利老厨子拉出来──他视力只有零点一，是靠手感和嗅觉烹饪──他一眼也看得出你们是姐妹俩。佳士瓦说。

不过我是她的下脚料做的。

不过我先见到你的，先入为主。

我把丝巾拿过来。崭新的气味、质感。吴川把它随便往背包里一揉，和她乱七八糟的书、笔，绒衣塞作一团。她是真不经心，还是存心要减低送我礼物的生硬和隆重而故作不经心呢？她为了来见我，早早就跑到餐厅门口了，在冷风里站了那么久。她今天下午去了Marshfield还是Bloomingdale，花多少心思和时间选了这条长丝巾？她一定觉得我原有的那条太凑合，她认为我配更华贵的东西。黎若纳借这个二十一岁的吴川来评判我的审美格调，借吴川的手来操办我的形象设计，如此而已。所不合逻辑的是她巴巴地等在餐厅门外的芝加哥寒冬。

主菜来了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从容地吃了。佳士瓦不断看表。我们因为谈到我的童年而不断停下咀嚼。我讲的是我和父亲、外婆的生活。它让我讲成了一段充满阳光的日子。所有的悲剧细节都是自我解嘲。这就是黎若纳在一次次怀孕、一次次流产，最终留住了吴川的那段岁月。我告诉佳士瓦，外婆买了五只螃蟹，也养在米缸里。米缸可以养肥螃蟹，能从头年秋天养到来年春天，这样过春节能能吃上完全不宜时的螃蟹。螃蟹全钻到了米缸底下，外婆去用手刨，手指被钳住。我解救外婆时，发现了一扎扎的信，大部分是给爸的，一小部分是给我的。黎若纳多的是时间，用写信消磨。

说明你母亲还是爱你的，也爱你父亲。佳士瓦说。

她很滥情，反正她有的是感情，她不相信有人会不要她的感情。

你妹妹大概是个最幸福的女孩，大概。

我们起身，佳士瓦为我穿大衣。他把新的长丝巾挂在我脖子上。他钟情于吴川的选择。黎若纳一次要从香港回来看我。十七岁的我对同病室的人说：我妈星期五来看我。第二个星期五，我还是坐在医院的花园里等，怕探视时间过了，黎若纳给挡在楼下。一个二十五岁的病友很久没下过床，被捆绑在大大小小橡皮管子和支架中。她从鼻子里插的氧气管里对我笑，问我见到我妈没有。我告诉她我妈下星期五一定来，这星期她没买到从香港飞此地的机票。第三个星期五，二十五岁的女病友问香港的机票买到没有。她已经不再为我望眼欲穿，她已经在等待我的谎言破产。她是一个女军官，天天有男女老少众星捧月地围在她床边。第四个星期五，黎若纳把电话打到护士值班室，说她下星期肯定来。第五个星期四夜里，二十五岁的女病友死了。黎若纳还是没来。黎若纳造的孽可真够深重，二十五岁的一条生命都在我的等待中耗尽。量她也没脸皮再打电话来。爸说她已到达，突然收到香港急电又返回了香港。黄胆肝炎造成轻度肝腹水的我还远远没有成为黎若纳的急事。爸从此天天下午来医院。违反医院规矩，他不管，他的探视要抵上双份儿。半年后，爸带着康复的我去了邮局，在隔音室里的咆啸连外面的人都听得见。他说黎若纳抛弃一个孩子一次够了，不必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五个星期五，一个女孩经历了五次抛弃。隔音室的门开了，黎若纳要和我说话。我摇摇头。这样多累？

第04节

　第04节　

那五个星期五，黎若纳把大家都累得够呛。把她自己也累着了。我可累不起了，连上楼梯都得爸背。隔音室的门又关了。爸还在张牙舞爪，口沫横飞。手突然停在半空中，听到那头有句令他意外的话。我没问他听到什么样的无赖借口，随黎若纳去编瞎话吧。她的借口打动了爸。她的借口一向打动爸。也只能打动他。外婆去世前，叫我把米缸里的信全烧掉。她说：你要信了那些信上的花言巧语的话，就脱下衣服看看你身上的疤。看她怎么把你弄成了个“花人”。

我看着舞台上的吉赛尔幽灵，怎么会有人把忧郁和感伤用肢体表白得这样好？语词是及不上的。语词表白忧郁和伤感都那么不得体，那么矫揉造作。我的右手被试试探探地拉住了。要告诉了佳士瓦这右手的功用，他会不会还拉它？这是一只掌握着许多人糜烂享乐的手，它在操纵出一声紧一声的糜烂呻吟时只有一个热望，毁了进入到这手心里来的东西。现在佳士瓦把他的手也交了进来。我该告诉他它冷酷而凶残，只想毁掉进入它掌握的东西。任何东西。

星期六晚上，我到吴川的公寓楼下接她。我邀请她吃螃蟹大餐。到了六点，她还没下来。我把车停进附近的收费停车场，上楼去了。她在家，就是不接电话。原因是有的，一个艺术学院的男生和她在一起。螃蟹大餐有了第二个客人。餐中头上包着义和团头巾的白种男生和我谈起伊拉克战争来。他让我意外：所有艺术学院的师生都仇恨布什的保皇党，他竟然是个战争支持者。理论是这样：动不动就斩人首的民族该灭绝。戴义和团头巾的小纳粹想挑起一场论战。我可不想累着自己，说他的理论有一部分道理。他问我哪一部分。我说一大部分。他搂了吴川一下，庆贺我对他的认同。

我很愿意和你这样的人谈话，他说。为它的纳粹理论队伍拉到一名壮丁，他觉得今晚赏光来吃饭吃对了。你一看就有思想，很有力量的性格。

你也是。我随口胡扯。管它呢，好话便宜得很。

吴川插嘴了，你觉得他怎么样？她用中国话问我。眼神把我弄成了家长。

还不错。这要你自己多了解才行。我说。什么时候认识的？一个礼拜有没有？我笑得很慈祥。

我们认识有半个学期了。他是文学系的。

我连吴川是什么系都不知道。我做了个眼色，叫她别讲中文，让小纳粹不舒服。小纳粹看出来了，笑着说他一点也没有不舒服。他不懂我们的谈话更利于他观察人的“非语言表达”。这是文学中最精华的东西：真的表达，往往在语言之外。他为显示自己的不平淡不乏味，故作偏执。他是个很聪明的人，那份聪明得兑上水，稀释稀释，就不会很腻人了。

吴川是倾心于他的。他说她肯定不敢在眉毛上穿洞，戴上眉环。吴川说那是因为她皮肤不好，爱发炎。他说得了吧。吴川说我们都是疤痕体质，她指我和她。小纳粹说：那太可惜了，不然你会蛮酷的。

我很想跟吴川说，别理他。多好一张脸？去捅出乱七八糟的窟窿来，疯啦？我当然不会说，没人来问我的意见。并且现在的孩子们，只会在年长人的反对中得到激励。反对越猛烈，他们越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