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要进入地铁入口，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晚上好。赏一个角子吧。”

我看看这个流浪汉，毫不减速地步下地铁阶梯。空气既温暖又肮脏，拐弯抹角处的尿被蒸发在空中，一股特殊的辛辣。

流浪汉跟着我下楼梯，坚持要我赏他一个角子。空气里的尿味有他一份贡献。我声音和他一样平板，透着同他一样的大度、超脱、顽韧，告诉他我今晚也缺一个角子。我们这样扯着皮便下到站台。他今晚喝得可真不少。很可能抄起什么给我一下。我只能让让他了，掏出个十分币，摁在他粉红色的掌心上。

他说，嗨，你怎么回事？我要的是一个角子。

我说我没有角子。我摊开两手，让他看看我就剩命一条了。

他果真看明白了，眨巴着眼，手指合拢在十分币上。他突然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买份晚餐。

我说：晚餐就免了吧。

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回答呢？你应该说：谢谢晚餐。

行。谢谢晚餐。

你要热狗还是要汉堡？

都行。

要我是你的话，就要热狗。因为可以在波兰香肠上加腌酸菜。这样的夜晚，烤热的波兰香肠加腌酸菜没治了。

没错，肯定没治了。

流浪汉最受不了的或许不是吃不饱喝不足，而是他们终日终年的沉默。人们会赏他们一两个角子，但从来不赏个面子站下脚，听他们说句话。

热狗上可以加到四种配菜：葱末、腌辣椒末、番茄酱和芥末酱，不超过四种，不必付额外的钱。他告诉我。他认为我缺乏这方面的基础教育。

好的。那就来四种吧。

你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完全可以请你客。

从粗大的柱子后面突然闪出两个粗壮的警察。

一个警察对流浪汉说：哈，你可让我今天没白过。

另一个警察指着流浪汉问我：他怎么你了？

我说：没怎么我，就是打算清我吃一个热狗。

火车带着轻微地震进了站。我正要迈步上车，听见身后“咔嗒”一声金属砸击。回过头，见警察们已将流浪汉铐起来了，手铐的另一头留在警察甲手中，警察乙提着警棍随时打算抡出去。我立刻从车里回到站台上。

我说：他没怎样我，就是要给我买个热狗！

警察们不理会我的说情，将流浪汉半提半拖，向出口处走去。流浪汉在两个大象般的警察手里干瘪稀松，成了个漏掉大半填充物的布玩偶。

他真的没怎样我！……

我们看见了他胡闹的全过程。警察甲迈着大象般傲慢阔大的步子；并且，他没买地铁铜币，从门上翻过来的。

我继续跟着他们小跑，一面打听：你们这是要把他押到哪儿去呢？

押到一个很暖和的地方去，警察乙说。

流浪汉这时转过脸，两个大眼珠子在他污秽的脸上干净得如同两汪清水。他心情半点也没被损害，龇嘴朝我一乐。他觉得这晚上值了：竞然有人和他聊上了。他给尿憋急没事，地铁有不少拐弯抹角的方便地方；给话弊急了却只有一日日憋下去。这么深而广的孤独，借大的芝加哥是盛不下的，寒夜里有多少游魂般的流浪者，对他们耳闻目睹的一切质疑或抒怀，诅咒或评点，永不停息生发着内心独白。

离得很远我就把钥匙准备好，找准开大门的那一把。这样屏声敛息，蹑手蹑足地进出这房子或在这房内活动，我已非常习惯。即使不是深更半夜，我的动作也极轻。我总是早早竖起耳朵来听：走廊没人了，厨房空出来了，我才尽量迅速而无声地穿过走廊，闪人厨房，为自己倒杯水，或泡碗麦片，或烤片面包。我还是习惯喝热水，常常接一杯自来水放到微波炉去加温。我盯准计时器上跃过的一秒又一秒，在它五声鸣笛之前将门拉开。一切声响都被我极端严密地控制着。房子不大，这样留心便使它有了独属于我的通道和空间。我和牧师太太已有很久没碰面，连房租、电话和水电以及煤气的费用，都以留言的方式过手。

　第20节　

我贼一样无声敏捷地进了大门，熄灭门厅里专门为我留的灯，然后溜进厨房。冰箱上有张便条。是牧师太太留给我的。她温雅和善地写道：“九月、十月的房租收到了。非常感谢！十一月的房租请不必着急，因为我了解你的困难，更了解你的人品。顺便提醒，麦片粥里放一根香蕉，营养会好一些。另外，长途电话铃响到第五遍就要挂断。因为铃声空响六遍，电话公司就要收你费用。”

在她的留言旁边，另一块磁石钉着几张账单。我一个个电话号码找下去，发现一些号码被柠檬色的荧光笔勾了下来。每个无人接听却空响了六遍铃的电话，都是按一分钟通话计价。我数了数，共有十七个这样的电话让电话公司敲了我一笔：共四块四角六分，相当我一小时工钱。一般情况下，我不拖欠电话费，因为我占据电话的时间长过牧师夫妇。

我从书包里拿出支票本，按牧师太太为我演算的数目写了支票，心里惦记我银行账户的形势。开出这张支票，我账户的钱大概又将低于银行规定的最低限额。曾有两次，牧师太太在留言中告诫我：注意！如果你的存款不到最低限额，银行就会罚你的款。不知什么让牧师太太对我的慢性经济危机洞察得如此清楚。我并不常开空头支票，大概我仅有的几回透支让她一直为我捏把汗：这样惨重的信用损伤是不堪多发生的。她和牧师都不忍心眼睁睁看银行为此敲我竹杠。他们也希望我在他们那儿的信用能尽快复好如初。年轻的牧师太太最近的留言大半都是在指导我如何去维持或改善我的信用。但我明白，我的信用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得到恢复；我能做到的就是拆东墙补西墙。那些陌生人的墙给我拆成什么样我顾不上，我只管在牧师夫妇的宅子里尽可能做个安分守己、经济纪录大致规矩的房客。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被这里长久地收留。

我听牧师太太松软暖和的脚步朝厨房这边来，便加快写支票的动作。

“嗨！”牧师太太出现在厨房门口。笑容将她的面颊向两边推开，直推到她竖起的软乎乎的白绒布浴袍领子上。她是我这些天来看到的最暖和最舒适的人。

我也“嗨”了一声，说：是我把你吵醒的吧？

她走进来，从大玻璃瓶里拿出几块她自己烘的饼干，一面对我说：我倒宁愿你吵一点。你静得有时让人担心。她斜靠着灶台边的小酒吧，毛茸茸的拖鞋一只架在另一只上。鞋面是古非狗的脸。

是不是我每天回来得太晚？”

不是的。有时我听见你出门、你进门心里比较踏实些。她暖洋洋、软乎乎地一笑：我的母亲就有这毛病——她不阻止我们做任何事，但她必须知道我们到底在做哪些事。她得听见我们进门、出门，听见我们在电话上和同学讲一两个小时的废话。所以我晚上听不见你回来，就只能睡着一半。别误会我！我不是更正你，要你吵闹一点；我是在更正我自己。你是个没话说的好房客。

谢谢。

真的。你不会误认为我为你瞎操心吧？

她的确为我操了不少心。替我守着银行，守着电话公司，绝不让他们设圈套给我钻。我从支票本上往下撕支票，又感到莫名其妙的拙劣——似乎同她面对面结清电话账这桩事是对她刚才的一番关怀的绝不领情，似乎在定义我和她的原则性关系。撕扯支票的声响撕裂了小厨房里的好气氛，使我和她都打了个哆嗦。我心里对自己的不合时宜失望透了。

你在写支票给我？她问道。出我意料地爽快，同时走到桌边，坐下。

是的。电话账。我干巴巴地说。

你看见我用笔勾画下来的号码了吗？我对着这些号码伤了半天脑筋——你干吗一口气连打几次电话到这个号码上，每次又只讲一分钟呢？她做了个苦思的姿势，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脑门上轻轻敲击，突然用力一弹，表示苦苦推敲终于找到了思路：啊哈——你是一直没打通，所以一直在打；每次都让电话铃响过了六次！她把带着重大发现的面孔朝向我，五官都静止着，要我看见它们的强调：你看，电话公司专门请你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