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和长官的眼睛一下子撞在了一块儿。我母亲说：那一下子，你突然明白什么是男人。

“让我们看看……你父亲最高的职位……相当一个美国的州务卿？”便衣福茨从卷宗里抬起眼。他眼睛总是比我印象中的要大，里面两江海蓝的无邪。

“大概是吧。”

“你的母亲也是共产党员？”

“是的。”

“你们家只有你是非共产党员？”

“所以我父母觉得我不孝顺。”

“为什么？”

“因为我要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就不必为我操那么多心了。”我父母从来不操我的心。他们眼中的我，生存能力像条蚂蟥，剁成几节，眨眼就能愈合如新。我母亲看着我，目光里总有潜台词：行，不比我当年差。当我二哥发现我和他的同学开始相互传递不明不白的诗歌时，他给了我一顿臭骂，中心内容是：你有一个男朋友了，干吗来招惹我的同学？最后他伸出食指点了我半晌，掂量他嘴里那句话是否太恶毒，他把那句恶毒的话压低好几个调，说：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这是脚踩两只船！！！没等我反应，母亲从浴室伸出满是肥皂沫的脸。她说：不脚踩两只船，她怎么比得出好坏？她这个年纪脚踩两只船怎么了，脚踩十只船也不过分。她眼睛给肥皂辣坏了，龇牙咧嘴地对我说：我当时要脚踩两只船踩长些时间，就不会受你爸蒙骗。

“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理查问。

“你父母呢？”我反问。

“他们离婚三十年了。”

“我父母……”我懒得同这便衣解释什么叫“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什么是“相德以沫”。我只说：“他们是那种老式夫妇，离婚这样的词从来没进入过他们的意识。”

“你的父亲，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批斗过？”

“当然。”他有三年时间被非官方囚禁。母亲在那三年中突然变得极其沉默，眼睛失神却有种凄惨美丽的光亮，像是相思病患期的少女那样的目光。她的内心时光逆流，她回到了一九四九年初秋的那个傍晚。

　第18节　

我母亲和十几个女同学戴着红十字袖箍轻盈地走在医院长长的过道里。病房内外全是伤号，见了这些年轻的义务看护立刻垂下眼皮。等她们走过去，他们却扭过脸，追看她们背影。年轻的士兵们从未见过如此单薄、苍白的少女，他们印象中的女性是红扑扑的，有着圆滚滚的四肢和胀鼓鼓的胸和臀。而这些穿素色旗袍的女看护全是一汪清水似的，似乎那一层浅蓝、竹青色的棉布下不存在一个具体的、物质的女性，只是一股仙气、一个精灵。这些农夫的儿子们还说不上喜欢她们，除了新鲜感的刺激，他们甚至有些害怕她们。仿佛她们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人间，尽管她们苍白细瘦的手也做出些泼辣的动作；把他们扔在床垫下血污发硬的土布军装扯出来，扔到一挂推车里，第二天，军装被送回来时，已洗净熨平，一股太阳光的暖意和一丝清淡的浆衣水香气。经过她们细瘦苍白的手，一切都整洁得令人生畏：绑腿、布袜、绷带。一切都洁净得成了她们素净苗条身影的延伸，令农夫出身的士兵们不忍也不舍去触碰。她们和他们隔着一层口罩，她们在口罩的那一面对他们施舍恬淡的笑容。她们的手指清凉如露珠，每一记触碰都在他们身上留很久很久，像一种奇特的、好受的伤痛。士兵们将眼睛闭起，羞得无地自容，感受着这群仙子一般的女看护细瘦、苍白的接触：她们将他们的脚一遍遍擦洗，捏住每根足趾，细细剪去趾甲。或者将他们靠在她们单薄的胸前，把一匙勺一匙勺的粥或汤喂进他们口内。那真是让他们一秒钟也忍受不了的好受。她们有时也在雪白的口罩后面讲一两句话。本来就细而柔软的话音给雪白口罩的纱布筛得更加细而柔软，到达他们的知觉时，同样地触伤了他们一样，留下异样的、好受的疼痛。这疼痛包括她们和他们之间的不可能性——不可能缩减的距离，不可能建立的熟识，不可能将她们挽留住，哪怕是短暂的挽留。而只有一个小女看护是例外的。她总是来得早，走得迟，偶尔会问几句士兵们答得上来的话，比如：家乡主要种麦还是种稻？高粱收成好不好？今年是旱是涝？大军南下了，可给家里老人捎过信？知道你受了伤，他们会急坏了吗？……

这个跟士兵们颇谈得来的姑娘穿件月白旗袍，乌黑的齐耳短发被一根白色发带箍在耳后。士兵们认为她戴口罩的脸非常好看。他们认为每个戴口罩的女子面孔都很好看，而这姑娘又是尤其适合戴口罩。口罩衬得她眉眼、头发更黑了。她两只眼睛在口罩的上端，不笑的时候也是笑的，没话的时候也在说话。

九月这天傍晚，几位首长来看望伤兵们。那个“月白”少女正要离开，这时站下了。她黑而亮的眼睛这一刻不笑了，目光黑森林似的扫向首长们，最后停留在最年轻的首长脸上。她听士兵们称呼他“李师长”。她分析着，很快发现这位年轻的首长实际上是一行首长中官衔最高的。他极少开口，偶尔有话，只是一两个字。他挎着精巧的小手枪，军服是种粗毛料，但给腰间的牛皮带一扎，显得很合体。他的军装口袋里插着一本书。

年轻的李师长回过头，发现小女看护紧紧盯着他。士兵们中有个传说，说是李师长打仗勇敢，但从来没挂过花，是因为李师长后脑勺上长着眼睛。假如士兵们在这一刹那看见李师长如何鬼使神差地突然回头，他们会进一步相信李师长脑后确实有眼。

所有的伤兵们这时都不去看首长们了，全去看那小看护，因为她摘下了口罩。农民的儿子们第一次看见上海小姐的面孔赤裸裸出现在他们眼前。原来口罩很该死，它遮去的是她更美的一半：小巧的鼻子，干净的脸颊，最精彩的是她的嘴。他们形容不来它怎样好看，他们只知道他们从来无法想象这样的天然浅红、天然湿润的嘴唇微微一弯，露出的牙像刚除了壳的新米。

士兵们没注意的，是她恰在李师长回头的瞬间一把扯去口罩的。她的果敢、大胆，让三十多岁的长官眉头一皱。

我母亲说：只要你自己晓得你本钱好，别怕他——他哪里是对你没兴趣？他越有兴趣越会做出没兴趣的样子。我母亲就这点好，她很懂自己的本钱：年轻、貌美、有点儿文化。

首长们来到一个重伤号床边。李师长把他惟一没受伤的左手拿起，轻轻握一下。他佝下身，把嘴凑到伤员脸旁边，问他家住哪里，家里都还有谁。然后他把耳朵凑过去，一面听一面点头：婆姨、孩子、老娘……

这时候他对跟在身边的小卫兵说：去，找个能写字的人来，他有话要捎给他婆姨。

站在门口的我母亲，对正要向外跑的小卫兵说：给我一张纸一枝笔。

首长们抬头看她一眼。我母亲稳稳拿住架式，不卑不亢。她知道首长们一直在留神她，这个时刻都装着眼一亮，刚发现她似的。她感觉到李师长马上抽出口袋里那本书，书里夹着几页纸，稀落地写了些字。我母亲一看便知，那是他把书里的生字摘抄下来，练习读写的。

李师长没有把书和纸递给我母亲，而是对小卫兵说：没有桌子，请她垫着书写吧。

我母亲倚窗站着，把重伤号的话通过李师长的临时整理，口头编辑，一字一句落实到纸上。伤号有一阵子喘息粗重，全屋的人都不敢喘息地等待着。在这空隙中，李师长再次回头，看着我母亲。我母亲背衬着窗外的傍晚，白色装束和白皙皮肤使她看上去像个半透明的玉人。

然后是伤号的咽气、一个医生两个护士进来。我母亲见李师长毫不动容，反剪双手，带头走出了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