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连科……”我尝试着叫了一声他的名字，这对我来说很困难。

“罗曼，”他说，“Roman。”

我笑了，“Roman。”

他吸了吸鼻子，说：“罗曼·亚历山德罗维奇·萨连科。“

我咧开嘴笑，跟着他念了一遍，我想我的发音没有很标准，但已经足够让他再次脸红。

我们朝前走，天色晴朗，我摘了朵花在手里把玩，没过多久，我听见飞机掠过头顶的声音。

“低空，美国飞机……”我眯起眼睛，心想这该是昨天他们提到的要来会师地点补拍照片的记者团队。

我看了一眼他，他快速收起警惕的表情。

“Friend。”我说，朝快要降落的飞机努嘴，他瞅了一眼我，点头低声说：“Yes,friend。”

拍照，按理说也有我和他的份儿，但听上面说，要找几个最先接触到的老兵——面容要沧桑和淳朴的、有军人气概的，而不是我们这样二十岁出头的愣头青。于是某种玄学意味又莫名其妙地浮现，为隐而未现的将来打下伏笔。

我并不在意，我知道他也不在意，很快我们又走在这条春意盎然的巡逻道路上，那道彩虹架在河流的尽头，正在逐渐变得稀薄，我突然生出一种念头：跑到彩虹下面去！

我为这个念头兴奋不已，我就是这样想一出是一出的人，我转身兴高采烈地望向他，指了指彩虹，再次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说：“我们来比赛，看谁先跑到彩虹下面去！瞧，它要消失了！”

他惊讶地睁大眼睛，雀跃却又难为情，他从我的语气里听出了邀约，却没能听出具体内容，于是他为难地瞅着我，脸上挂着让人愉悦的傻笑，蓝眼睛闪得恨不得掉出水晶来。

就在我手舞足蹈妄图解释清楚的为难之际，我们亲爱的翻译员小姐（之后我会详细介绍她）又带着某种使命般的巧合和一群护士从林子里钻了出来，她们手里捧着船形帽，帽子里全是新鲜的野花和浆果。

“萨连科同志！中士要和你比赛呢！”翻译员小姐笑得比手中的野花还要鲜艳，周围的护士们就更不用说了。女人的笑声可真让人愉悦。

“正好！我们给你们当裁判呀！彩虹可远呢，我们就在这儿仔细地瞧着你们！”又是笑声连片。

我听不懂，待站在原地，萨连科露出恍然大悟的模样，看了我一眼，又对翻译员小姐说了一段话。

“他说他很乐意和您一起比赛，可输赢有什么讲究？”翻译员小姐兴致盎然地问我。

“输赢？”我嘟囔：“我可没想过这个问题。”

“萨连科同志说，要是你输了，以后可得答应他一个要求，不过他还没想好，要是他输了，他就把他的军大衣送给你，天气还冷着呢！”

“喂……”我无奈地看他，他依旧人畜无害地笑，尽管对于这个一时兴起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心有不满，但这不满稍纵即逝，毕竟我根本不在意结果，只在意奔跑的过程。

我耸肩，挑眉说：“没问题。”

他孩子气地欢呼一声，叫了声“乌拉”，我们就站在护士小姐用树枝画出来的起跑线上，泥泞的道路可真算不得跑道，四处都是杂草，不到一米的距离就是堤岸，稍不注意还会滚到河里去。可当他侧脸的剪影出现在我右侧的余光中时，我望着远处那道对这个世界恋恋不舍的彩虹，将自己全心全意地扔在了这一场所谓的“比赛”当中。

可我真的不在意输赢吗？当翻译员小姐的手臂挥下来时，我的双腿就像接受到了不属于我的命令般用尽了全力朝前奔跑，这具身体所仰仗的大脑在思考军大衣的价值，它分明知道这件破烂的苏联制式军服对他没有任何意义，那它为何命令这双腿，以它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朝前奔跑呢？这双腿在极速的前进中，感受到了肌肉撕扯的疼痛，它不以这疼痛为然反而从中摄取更深层次的疼痛，刺激它更快，以一种病态的欲求与对手，或者本质上是自己进行争战。可就它尽了全力又如何？彩虹近了，我离他却远了。我的目光被他的背影所牵引，就好像，我不是朝彩虹跑去，而是朝他跑去似的。他是那么快，就像一阵从西伯利亚猛刮来的风。当他最终站在彩虹下，也便是彩虹失去最后一抹颜色的时候，他转身面向我，我看不到别的，只看到自己朝他跑去的模样。

“我输了。”我说。

累得直喘，心脏猛跳，我弯身双手撑在膝盖上，望着他那双破旧的军鞋，我突然很想笑，大声地笑，输了也笑，我俯视的视野里逐渐出现他蹲下来瞧我的面容，也许是剧烈运动让他的双颊绯红，他纯情得像一只林中小鹿。眼含笑意，端详我片刻，突然，他朝我伸出手，将我揽在怀里，在我左脸右脸各吻了一下，最后，在我尚未反应过来的震惊中，他那两片湿润滚烫的唇，覆盖在了我的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