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超脱于那一对爱尔兰人，南希最大的特征就是慈悲，说来也讽刺，她就算再杀人时，掏出她那支定制的小巧的手枪对准敌人后，眼底不可避免地流淌出一种不忍的心绪。

“这是误会。”南希会用她的手帕擦拭枪口的血迹与硝烟，“我不能控制我的眼神和面部表情，真奇怪，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说完，她会挽着我的胳膊和我去舞厅跳舞，她很会跳舞，节拍踩得很准，较小的身躯轻盈，翩翩飞舞就像一只蝴蝶。

潜伏在德国——这个浓雾弥漫的国度。德国总是爱起雾，尤其是清晨时分。那个时候什么都看不清，阳光没有一点力量，人也会感受到一种似是而非。这种恍惚的心情会让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人感到莫名的心安，德国——尤其是东德，可比西欧危险多了，这里是铁幕的中心，不仅是克格勃，50年初被苏联扶持起来的东德国安部也是令人头疼的存在。他们这些人，既继承过去纳粹的严谨，又跟随苏联开发出更高级的间谍系统，总之，在我之后多年间谍生涯中，人才辈出的东德国安部——史塔西，一直是我的头号敌人，甚至超出了克格勃。

其实，要说这几年——在和他重逢前的几年，若要细究回忆，我是说不清的。尽管我稳扎稳打和南希在东德——尤其是德累斯顿地区站稳了脚跟，建立起了自己的情报网，在中情局平步青云，但就如南希说的一样，阿尔弗雷德依旧心不在焉。他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应该说他总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促使他在间谍行业兢兢业业的原因似乎是因为找不到对别的兢兢业业，或者说，他已经习惯了对此“游荡”的专注和忠诚，让这股毫无意义的力量产生了惯性，让他不得不继续保持这个身份。

要说麻木，也并非绝对。只是后来在如此的出生入死中我渐渐忘了萨连科这个人，更忘了自己来到欧洲的最原始的冲动其实来自于他。我习惯了间谍的生活，紧张、刺激、隐秘，却乐得自在，于是那张鲜活的脸在我心中逐渐消散了，我也不再写信了，可我并没有愧疚和任何遗憾。所以，这一点是要遭报应的。唉，的确是这样的。

当你忘记命运曾透过玄学给你的启示，那么等待你的只有一记苏醒的巴掌，叫你在进退不得中猛地记起全部，鼻青脸肿地再次跌落于命运之网。

我还记得那时1954年的秋天（真的过了好久），我和南希在德累斯顿，我化名为“阿尔萨斯·诺伊”在易北河畔开了一家餐厅作为情报中转站。而南希——只改了姓氏，南希·施密特，她比我潜得更深，在亨利和多方的努力下，她潜入进苏联驻东德军团德累斯顿军区的某个食堂，作为一名食品采购员。我和她基本上不碰面，只在一家屠宰厂里面见面——当然，这家屠宰场的总经理也是我们的人，当我们挑选猪肉时，我们交换情报和信息。

这是一次巨大的尝试和成功，亨利作为柏林行动基地的副主任一直受制于人，理查德·赫尔姆斯嘛，基地现任老大，在欧洲地区和亨利勉强与他分庭抗礼。不过这回，我和南希的表现足以让亨利和他掰掰手腕了。

我和南希基本上每个月见一次面，基本都是在采购时期，在臭烘烘的猪肉中间。除却这个，我就打理自己的餐厅，真见鬼，还好我以前观察过乔怎么运营舞厅，否则我是没有一点商业头脑。店面不大，可以容纳七张桌子，最多二十个人，厨师聘用的两名当地人，主打当地特色菜。服务员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叫“莉莉”的漂亮女孩儿和差不多同样年纪的年轻小伙儿，他是兼职，只在周末来，叫“埃里克”。而我，负责账务和管理，经常缩在柜台后不露面，力求让这个情报中转站存活的时间长一些。

小店在易北河畔，透过窗便是美丽的河景（虽然由于战时的地毯式轰炸到目前为止还存在很多残垣断壁没有修建），当初开张前为了名字我们还讨论了好久，最终南希说，为了不引人耳目，最好融入当地特色，可其实我们对德累斯顿所知甚少，最终，我擅自做主，把小店名为“Gesang”。

“琴声”——这里的确有想念他的成分，初来乍到面对这条河流不想起他未免也太过绝情，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半年之后，日日面对这条河，处理德累斯顿地区的情报以及经营餐厅业务，久而久之便将他抛到了脑后，再也没想起过他了。

是的，我的确再也没有想起过他了，我忘了他，忘记了这个唯一在我心中有过短暂分量的人。

于是在那个下午，夕阳如流水般倾泻的橙红色的下午，由于莉莉和埃里克同事请假只好由我亲自招待，当我漫不经心地拿着菜单走向客人时，命运敲响了第一记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