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身躯微微颤动，双臂自后搂住了我，“我会的，因为你，我也会的。”

好——我便把这当作诺言，毕竟那晚上校在我心中埋了一个地雷，时常，我会通过中情局在克格勃内部的线人来旁敲侧击地打听关于皮托符拉诺夫上校的近况，得到的都是令他们糟心却令我短暂安心的消息——这个人还健在，甚至在内部清洗中亲力亲为，十分有干劲儿，把各国的潜伏人员都吓得够呛。尽管很对不起我的同僚们，但道德这个东西距离我向来有一段距离，我是个自私的人，只要萨连科的安心就已足矣。

也许，我怀着天真的想法，那晚只是上校喝多了，说出了丧气话，或者他只是陷在对未来某种最坏情况的预测中难以自拔。我不要让萨连科看到我忧心的模样，因为那样也会使这个傻瓜忧心。偶尔，当他在西柏林执行任务时，我也会偷偷跟去，等他结束后找一家地下酒吧或者私人影院像两个平常人一样打发夜晚的时光。有一回，私人影院里只剩下了一部爱情片——《卡萨布兰卡》，萨连科一开始说他受不了资本主义爱情片里黏糊糊的情情爱爱，看到最后却避开我偷偷地抹眼泪。

“他就那么把她送走了。”萨连科两眼发红，低声不住地说，“就那么把自己最爱的人送走了……”

我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心疼，这个没怎么看过爱情片的人这回着实被触动到了，眼泪就没停过，好像他自己站在机场上送行似的。我帮他顺气，给他擦眼泪，他不好意思地吸了吸鼻子，怄气地说以后再也不看爱情片了。

“好啦好啦，你这个笨蛋，咱们俩的演出来不比他们差，瞧，完全可以套用嘛，德累斯顿有那么多餐厅，你偏偏推开了我那家的门……”

“这不一样，不一样，我找了整整九年，蹲点了一个礼拜。”

“浪漫点亲爱的。”我没好气地捏了捏他的鼻子，他瞧了一眼我，害羞地说：“我这样是不是一点都不男人？”

“谁说的，男人也可以为爱情片流泪，因为爱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存在。”

本以为这电影看看就过去了，没想到几天后萨连科还对那对儿苦命鸳鸯念念不忘。

“卡萨布兰卡，多美的城市，你去过吗？”这人在厨房里冷不丁地问。

我摇头，“没去过。”

“以后要是有时间，我们去那边度假吧。”

“好啊我的中校，多存点钱，我可是很挥霍的。”我坏笑地挑了挑眉。

“部队里的工资我只用了一小部分，剩下的早就存好了留给你们。”

“我们？”

“对，两个在我心尖儿上阿尔弗雷德。”

“喂！我可比你有钱！”我从沙发上坐起来，来到厨房里自后抱住了他，咬着他的耳垂说：“你爱我，我养你。”

“不爱你就不养了？”

“不养，不爱我你就滚一边儿去。”

“那看来你要养我一辈子了。”

“乐意至极。”

平和的日子里，我对自己说——不要为任何还未到来的事情而担忧，那是杞人忧天，是愚蠢的表现。直到1961年的6月初，我被一通电话召唤到了西柏林，在一家酒店的行政房见到了正在品尝葡萄酒的亨利。

“没我家的产品好。”猩红的酒液在高脚杯里摇晃，他拿出了另一瓶红酒，对我说：“过来尝尝？”

我坐到了他对面的沙发上，他身着白色衬衫与考究的西装背心，没有领带，看起来很随性，而与他相反的是，我一身工装，活脱脱的一个工人阶级。

“南希最近怎么样？”我大剌剌地翘起二郎腿，拿起桌上的雪茄点燃一根吞云吐雾起来。

“古巴货。”我享受地笑了。

“你都不关心我？”他挑了挑眉。

“没这个必要吧我亲爱的上司。”

“你把我当上司？”软木塞啵的一声飞出，亨利将红酒倒进醒酒器，“还需要醒一醒，好东西总是需要等待的，你可以先吃点起司，在那边可不容易吃到。这是高品质的蓝纹。”

“有牡蛎吗？”

“如果你想吃，可以叫酒店的厨房现做。”

“我想带点回去。”

“没问题，阿尔，那边的确很辛苦。”亨利悠哉悠哉地摇晃醒酒器，不时凑近瓶口嗅闻。他很懂酒，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怎么喝红酒。也许是为了逃避痛苦的回忆吧，这甜美的酒液会把他带到回不去的战前时光。众所周知，当时为了逃去美国，赫尔谢尔家几乎被迫放弃了所有的产业，引以为傲的葡萄酒也拱手相让于纳粹。

如今，酒还是那个酒，人却不再是那个人。我看着眼前这个快五十岁的男人，和煦温柔，眼眸里盛着笑，和我第一次见他时的精英范儿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