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琅大约是沾了谢安的光，时常有幸得到他的特殊关注——即使她本人并不需要这样的荣幸。

只见谢万振振衣袖，昂首道：“旁事不论, 回会稽月余, 你在东山留过几日？每次都要阿兄到山阴看你。一桩桩记下来可以为你做一篇长文, 文题我都想好……”

“咳咳。”

听着弟弟快人快语，越说越不像话, 谢安及时开口打断, 缓和室内的气氛：“琳琅非薄情人，此事我深知之。怪我总欲与琳琅独处, 致使四弟对琳琅不甚了解, 今日之邀亦是琳琅主动提起。”

王琅原本被戳中痛脚, 心里正觉得有点内疚, 听到谢万准备写控诉她的长篇巨著, 她对谢安内疚中带着嫉妒、嫉妒中藏着醋意的微妙心理瞬间平复——王允之可不会给她帮这种倒忙, 也不需要她时时盯着收拾残局，兄妹二人从来都是相互依靠扶持，心灵相交相通，比起谢安和弟弟的相处模式，显然还是她家更好。

确认了这一点，她心满意足，顺着谢安给她搭的台阶温言道：“不错，是我请安石下的帖子。”

谢万像炸毛的鸟雀一样警惕地盯着她。

王琅不以为忤，再次温和地笑了笑：“此事说来话长，四弟先坐，容我细细道来。”

婢女们手脚麻利地铺好席位，摆上茶果，又撤走她与谢安之间的樗蒲道具，举止无声无息。

王琅等人全部退下，谢万端起茶碗啜茶，才用叙家常的语气开口：“四弟在建康文名颇著，安石亦称四弟善属文，并以四弟近日所作《八贤论》向我炫耀。”

谢安在她身边轻轻咳了一声。

王琅转头看他：“我让人给你煮些贝母润喉？府里应该还剩了些襄阳贝，和川贝一样都是最好的。”

谢安苦笑摇头。

王琅就坐在他旁边，亲自为他将茶碗里的茶汤续满，随后收回手，向谢万继续：“四出四隐，隐者为优，的确是一篇妙论。我最近有个想法，本打算自己上书丞相，然而又觉得草率，思前想后，或许。”

高官找代笔很常见。三国时期著名的建安七子除了孔融，其余都时常为长官代笔行文，留下许多著名篇章，比如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阮瑀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王琅自己的主簿、记室文采都不错，平时经常代她起草公文信件，但比起建安七子那样的文学家还差得远，倘若王琅肯花时间细细雕琢，做得并不比两人差。

谢万的为人王琅很看不上，但他文章确实写得好，连王导都闻名征辟他做司徒府掾，平素交游往来的圈子又恰好是王琅这次所需，倘若谢万不答应，她只能写信去建康找王导的三子王洽，因此她耐着性子，笑吟吟引导：“不知四弟平日读书习字，以简牍为多还是以麻纸为多？”

谢万奇怪地瞟了她一眼：“像你这么奢侈用黄纸誊写古籍的能有几家一般都是用简牍，未收录成集的才用麻纸。”

这小子以为她在炫耀她家纸多吗？真会以己度人。

王琅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然而自己攒的场子，总不能半途退缩，她笑脸不变，点点头道：“先父收藏原本也以简牍为多，只是频频外放出镇，竹书携带不便，我这才起了抄为纸本的念头，陆陆续续命人转录誊写。这两年我检视原籍与抄本，赫然发现一个规律。司北，将我案边的书笥取来。”

厚厚一摞纸册从书笥里取出，摆放到两案拼接而成的更宽广的书案上。

王琅离开坐席，走到书案前将第一本纸册摊开：“后汉熹平四年，蔡邕领二十五人正定儒家六经文字，并使工匠镌刻四十六石碑，立于太学门外，观视摹写者填塞街陌。四弟请看，这便是蔡中郎亲笔所书碑刻的摹写本。先父渡江之时精简藏书，六经只留了《熹平石经》的碑拓本，以为此本价值最高，文字全经鸿儒考证核对，不似前代抄本多有谬误穿凿，民间后来流传的六经亦多取此版。”

说到这里，她发现谢安也凝神在听，于是声音放得比平时稍缓，给他时间思索：“官定碑刻的传播力绝非讲学可比，我以为后汉民间经学盛行，《熹平石经》功不可没。也正因如此，后来曹魏建都洛阳，先修补在战乱中损坏的旧碑，又于正始年间增刻新碑，补齐文字磨灭难以修缮的《尚书》、《春秋》。”

印刷术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对现代人是常识，对晋人却不是。

有识之士朦胧预见到了官定碑刻对于统一典籍版本的显著效果，却无人能够看清这一技术未来更广大的前景，甚至连蔡邕刻熹平石经也没想到能用碑刻大量印刷，只是为了方便更多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