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种想法的康王府旧人越来越多了，就连陈四家的这些早一步离开了康王府的人，也因为新主人是平叛功臣、女主人文怡又对他们颇为看重而渐渐恢复了底气。虽然康南驻将的身份地位比不上藩王尊贵，但好歹也是方圆百里军权最重的主官，有这样的倚仗，他们必然又可以再度风光起来了。

可是柳东行与胡金全等人却绝不希望他们产生这样的想法。

这群人不是一般富贵人家的奴仆，他们出身藩王府，曾经风光无限，甚至比地方官员都要有权有势。康城知府是四品官，但至今看到他们还要客客气气、恭恭敬敬的。他们身家不菲，手中还有大量产业，跺一跺脚，整个康城都要抖上三抖。他们人多，也不缺人才，不但擅长经营，还在争权夺利上很有胆量，连造反都敢做，藩王宗室都敢算计报复。柳东行自问只是一个出身平平、官职平平的小武官，压不住这群豪门奴仆，更不相信他们会从今往后乖乖做个良民，不再生事。

而胡金全则更多地从防患未燃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康王府之所以会参与谋反，是因为朝廷削了康王府的藩，害得他们失去了昔日的权势地位，但皇帝与太子都是主张削藩的，康王府失去的东西绝对不可能再回来了。今日他们因为吃了大亏，就跟郑王府翻了脸，反过头来站在朝廷那边对付后者，焉知他们日后不会为了同一个目的，伙同其他势力谋算朝廷呢？

抱着这样的想法，胡金全出主意，进一步完善了柳东行的计划。

柳东行本来的建议是，朝廷派前康王世子朱景深出面，以召集仆从的名义，将一些领头的旧仆传过去，留在身边侍候，至于他们手中的产业，则照朱景深的命令jiāo给他身边的“仆人”——实际上是朝廷所派的人手。等康王府旧人名下的产业都转走了，这些人也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到时候，若朱景深愿意留下他们在身边侍候，那是他们的荣幸，若朱景深不愿意，就由朝廷统一将他们连着家眷迁居外地。

朱景深眼下在京城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要是能改善自己处境的事，想必他是不会拒绝去做的。康王府那些旧人会改奉朱嘉逸为幼主，便是对他的冒犯，他难道还会怜惜这些不忠之人？

胡金全则提议，若那些人不肯听从朱景深的传唤前去，那就代表着背主，今后自然就没有资格再借康王府的名头做任何事了。只需要让朱景深出面，宣布他们与康王府再无关系，他们也就成了再普通不过的商人。他们从前经商也做过不少不法之事，随便挑一件出来处置了，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接下来如果朱景深再宣布将他们的家产献给朝廷，那皇家也就避免了qiáng夺宗室产业的非议。而且康王府有谋反嫌疑，朱景深身为少主，本应问罪的，若由于这种种事由为朝廷立了功，朝廷也就有理由宽恕他了。一个闲散宗室成不了气候，而对皇上与太子来说，这却是体现他们宽和仁慈的好机会。

两人商议了一番，写成密折呈了上去，便一个回了平阳通政司，一个回了康南驻军所，静候京城的回音。

在他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郑太尉在康城真是舒心无比。不利于女儿婆家的证据已经到手了；郑王妃很安分听话；康城知府非常有眼色，行事也很懂规矩；青州那边接连送来喜讯，叛兵已经全数投降，他手下的武将还从郑王府里搜到了龙袍等罪证；同时他还利用近来搜刮到的财物成功贿赂了监军内侍，对方答应到了皇帝面前不会乱说话；接着，从青州郑王府连夜送来的几个郑王用过的幕僚，还泡制出一封郑王的“亲笔”遗书，写明其早有死志，只要找到机会就会寻死。他弄了几滴血在这封遗书上头，好让人相信这是从郑王的遗体上搜到的。

所有这些事做完后，他便开始构思奏折了。他当然不会愚蠢地将郑王自尽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忏悔一下自己的疏忽还是要的，请罪也不能少，甚至可以把处罚说得重一些。他知道皇帝不会真的处罚他。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得说服郑王妃与世子到了御前不要乱说话才行。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命人将郑王妃与世子分开关押，用世子的安危去威胁前者。但此时的郑王妃早已透过通政司安排的侍女知道了自己亲生儿子的消息，自然不会把他的威胁放在心上，只是表面上装作害怕的模样，无论他提什么要求，都全数应承，甚至还主动告诉他东平王还有两封信藏在郑王府书房的暗格里，让他找出来毁了，好降低他的警惕心，只等到了御前翻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