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县民众劝散了回乡，闹腾了好几天的府城和县城这才恢复了平静。至于某些相关人士是否能平静得下来，汪孚林就懒得管了。他却也不是不说话只做事的人，每天一封奏报分别呈送南京户部尚书殷正茂以及京师的汪道昆和谭纶。其中他只写一份给谭纶的正本，料想谭纶是有可能将其呈送给张居正的，至于的其他的就都是金宝和秋枫叶小胖负责誊抄。因为他都会详细描述细节，所以每封信都是洋洋洒洒上千言。

他很清楚张居正在这种时候纵容歙县大张旗鼓重提夏税丝绢之事，而南京户部尚书殷正茂也主张均平赋役的原因。前者是想在出了事情后五县大闹起来之后，趁机给余懋学扣帽子。至于殷正茂，那就是完完全全的歙人偏私歙人，趁机给自己在桑梓乡里心目中树立威信了。殷正茂的私心暂且不提，可张居正想来也绝不希望这么一件事震动到江浙闽广！

所以，汪孚林在给谭纶的信上只字不提余懋学如何，横竖上面那些人只要愿意，有的是眼线听候差遣，如果想要捏造，什么罪名又捏造不出来？为了没有交情反而有恩怨的人说话，他还不是那样的圣人。

尽管满身疲惫，但一回到自己那座县后街的小宅，他一进门就冲着迎出来的金宝问道：“人在哪？”

虽说这话问得没头没脑，但金宝当然不会弄错，立时小声说道：“娘陪着那位娘子在正房，大舅舅和秋枫正在宽慰他的儿子，他则是在正厅二楼，爹的书房里。”

“嗯。”汪孚林点点头，二话不说直接蹭蹭蹭上了二楼。等到推门进去，看到那个浑浑噩噩坐在椅子上的中年人，他随手掩上房门，这才淡淡地说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帅嘉谟浑身如遭雷击，抬起头来看到是汪孚林进来，这个曾经遭受过生死威胁的汉子忍不住喃喃自语道：“为什么？就算均平五县，如绩溪这样的小县，每年也就多几百两银子摊派下去，人均不过多出来几十文钱，他们为什么要豁出来这样闹？歙民提出夏税丝绢不公，至今已经快告了一百多年，好容易现在有个成果，难道又要半途而废？”

“当初你衣锦还乡的时候，就连歙县令薛超也把你当成英雄，可现在一朝风云突变，如若不是歙县衙门三班六房一个个都是硬气人，你就要被薛超当成替罪羊扔出来平息众怒。你怎么不问一问，这又是为什么？”

汪孚林直接反问了一句，见帅嘉谟满脸苦涩，继而深深把头埋在了双掌之间，他方才继续说道：“不患寡而患不均，歙民这百多年来一个个往上陈告，自然就是因为这个。而对于徽州府其他五县来说，多交几十文钱对大户来说不过九牛一毛，但对于家徒四壁的人来说，几十文钱却意味着要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再被有心人一煽动，自然就乱了。”

简明扼要地将休宁和婺源那场大乱复述了一番，见帅嘉谟先是满脸错愕，继而露出了悚然的表情，他就知道帅嘉谟明白了这背后的凶险。但使薛超之前为了弹压民众真的发下那样的牌票，一层层上司也依样画葫芦把这事情全都推到帅嘉谟一个人身上，这么个实际上不是歙县籍的外乡人还能得到什么庇护？不过是被有心人推在前头冲锋陷阵，而后没用的时候反手就卖掉的倒霉蛋而已！

“汪公子……”

“爱名之心，人皆有之，我也有。但那得考虑虚名带来的后果，要有应付危机的准备，很可惜的是，帅先生，你那时候飘飘然了，已经把我辗转让人告诉你的话当成了危言耸听。所以，你家之前才会被十几个乱民闯入，打砸成了一片废墟，你自己也险些被当初引你为上宾的薛超丢出来作为替罪羊。”

汪孚林并不打算一个劲把帅嘉谟打击到死，此时此刻突然词锋一转道：“自从乙巳改制之后，到了弘治十四年，夏税秋粮又有了一定数量的增长，但弘治十四年到嘉靖四十一年，几乎一成不变。你是熟读徽州府志的人，应该知道。洪武二十六年，徽州府夏税麦四万八千七百五十石，丝绢是九千七百十八匹，而到了弘治十四年，夏税小麦是一千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一升二合一勺，丝绢是不到八千八百匹。而后两个数字到嘉靖四十一年几乎没变。”

帅嘉谟知道汪孚林是仔细人，对于他如此熟悉这赋税的数字，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此时他嘴角蠕动了一下，却没有开口。

“这是大明会典里头的数字，当初歙县就是拿着这数字，紧扣着夏税丝绢是人丁丝折绢，而不是甲辰年间亏欠元额麦，所以次年定下永制，用丝绢来折抵，以此和其他五县打擂台，我今天不想说这个。毕竟，每年徽州府的夏税总额是这个数，但每年六县加在一起征收的却远过于这个数字，因为多出来的钱，还要充作府衙公费，县衙公费，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摊派公费。但是，这些不论怎么说都是正项赋税，而岁办和坐派这些杂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