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设书手，南迁的百姓里设书手，以后农村、城镇也要广设书手。王宵猎希望用这种方式，记下这个时代。让后来的人们，知道这个时代的人如何生活，知道这个时代百姓的喜怒哀乐。

中国是有记史传统的民族。世界所有民族中，再没有一个，有中国这样完整的历史记录。史最重要的是真实，最好不要曲笔，如著名的太史简。这些书手，实际就是史的一部分。

经过了两千年，后世的历史不再只是记录国家大事，帝王将相，更大的精力在于社会样貌。王宵猎受到影响，不再满足于实录之类的官史。

设官记史，忠于事实，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传统。后世的传承中，史官的笔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影响，事实开始模糊。但忠于事实这一点，最少在理论上是重要的。

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不能够丢掉。特别是官史，事际上特别重要。

后世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记录迥然不同，很少有国史。他们的历史往往洋洋洒洒，包罗万象，但却很难一下理出一个朝代的特点，很难理出一个朝代的人的忠奸善恶。依据中国的传统，这些历史应该是私史、杂史，而不是官史。官史有自己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依然没有为前面的朝代修官史。可以说，没有确定官方态度。也可以说，历史的传统对新中国来说没有约束力。看官修《清史》就可以看出，态度非常纠结。

史官是中国古典文人的一部分，地位非常重要。这个重要地位，与其他文人不同，与后世的文人更有天差地远的区别。后世的文人，从思想倾向上，更类似于古人的村秀才。如平时自视甚高，喜欢评论国家大政，评点政治人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比如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教师，公共知识分子，等等。

比如一个地方的一位酒店的老板娘，因为狗的事情与人发生了争吵，说别人的孩子没有自己的狗值钱。说可以把别人弄死，无非发钱。闹得沸沸扬扬。

事情本身不奇怪，这种人什么时候都有，什么地方都可能发生。重要的，是社会的态度，是官方的态度。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国家，社会的态度非常明确，官方暂时还是中立。

一时之间，各种各样的自媒体，各式的著名人物都参加进来。一个著名的主持人李小萌的发言非常有代表性。发言是短视频，很短，内容也没有什么值得评价的。无非是作为一个新闻从业者，对新媒体短视频提出委婉的批评，态度也非常平和。最关键的是后面，说由于新媒体让新闻迅速地在社会发酵，引起了轩然大波。而这个视频是经过剪辑加工的，并不能真正反映事实的全部。正规新闻从业者，需要时间对事件调查，无法与短视频相比。而由于这场风波，对酒楼的员工造成的损失，却没人负责。

这里面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要调查事实，二是无人对员的损失负责。书写事实是史官的优良传统，是对新闻从业者的要求，但却不是新闻从业者的传统。事实告诉我们，新闻从业者的事实，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经过加工的。更重要的是后一点，对酒店员工的影响，主持人充满人文关怀。

关心对酒店员工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时期新闻从业者本能上的反应。实际上，很难用一个词来说明这种感觉，只好用个反应。关心员工，说明了自己的博爱情怀。着重是对员工的影响，能够引起社会大众的认同。但问题是，这事情跟酒店员工的关系大吗？所有的谴责，难道不是针对老板和老板娘？受到损失的，难道不是老板和老板娘？难道酒店不开业就能不给员工发工资了？酒店倒闭了，这些员工从此就长不到工作了？不管是从社会现实，还是从国家法律，这些事情都是不允许发生的。至于老板，这些新闻从业者，到了这个时候，根本就不关心老板。或者说他们有意把矛盾从老板身的身上移开。

这样的反应，是新闻从业者的本能，并不能说是这个主持人的问题。同样的事情，已经见过了太多太多次。这些新闻从业者，总能从事情中嗅出不一样的味道来。

为什么说这些人的意识形态，思考问题的方式，有些像古代的村秀才？因为村秀才没有权力，没有意识形态，又识文断字，有时还见多识广，对事情有一定的思考。如果财主给他们饭吃，他们便经常说财主是个大善人。如果财主不理不睬，他们就会说为富不仁。对事情没有深刻思考，又特别喜欢对事情发表评论。还有重要一点，他们特别受百姓欢迎，甚至得到信任。

比如对开国伟人的评价。这些人最喜欢说的，是伟人有帝王思想，独断专行，比较土气，对世界没有清醒的认识。然后又有一些崇拜伟人的，喜欢说伟人有驶人之术，能观大局，对事情有独特的认识。从根本上，离不开对古代的帝王将相的认识与评判。

如果稍微了解一下第一代领代人的事迹，就应该发现，他们大多是有坚定的信仰的。对这个信仰他们坚持一生，至死不渝。他们的很多决定，很多选择，很多行动，其实都跟他们的信仰与认识有关。只有村秀才，对信仰是个什么东西根本就没有认识，才会高谈阔论评点江山。

意识形态，国家政治，归根结底是对人的认识，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国家的认识。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本家与工人，财富生产分配与剥削，诸般种种，都从属于认识之下。而其中最根本的，是对于人性的认识。

古语有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对于人性，中国很早就进了探索，形成了理论。传统上的中国当然不只认为人性本善，还有人性本恶，人性本朴，多种多样。生发出来，又有了性与情的讨论。这不是人文研究，这关系着政治理论。

对于第一代领导人来说，讨论的关键则是人性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还是多元的。如果人性是一元社会性的，中国初建国时的很多政策就可以理解了。家庭社会化，经济公有化，深刻批判思想的运动，诸般种种，都与这种认识相适应。如果人性是二元的，则要有自留地，要允许一定的私营经济，人的收入要拉开，等级要分清，也就有了理论根据。社会主义的社会二字，不是完全没有来由。

如果说社会主义注重于人性的一元社会性，资本主义注重于人性的二元或多元下的个人，才能真正理解两种制度的差别。而不是看所有制，看具体哪项制度，看嘴里说什么。

比如疫情发生之后，各国都遇到了经济危机。为了应对危机，美国大量印钱，向失业者发放的补贴甚至超过工作收入。这是典型的社会主义行为，但这样做的，却是资本主义的掌舵者美国。

不管哪个国家，不管哪个意识形态，都大量采用过对立意识形态的政策。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由意识形态来一分为二的，甚至不是意识形态来划分的。冷战之后，美国更加注重意识形态，甚至用意识形态划分敌我，更大的原因是收割冷战胜利果实。

对于政治的认识，如果只是限于意识形态，一讨论问题先问你屁股坐在哪里，其实在认识上还没有做好讨论政治问题的准备。更加不要说，连意识形态都没有搞清楚的人了。比如村秀才。

政治是人的政治，社会是人的社会，这些问题，必须先要搞清楚人，或者对人性有清醒认识。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或者政治理论，最重要的是根本，对人的认识与定义。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是对人的根本认识，认为人生来是自由的，平等的。若不如此，你生来是奴隶，凭什么起来？你要起来，不是破坏社会的根本秩序？在这个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只是因为号召的是工人，而工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