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悯也是困惑，趁着无人私下询问道：“临深，瞧着你不大对，这是怎么了？”

“无事，遇到些麻烦心中不快罢了，劳你担心。”方鉴取过值房一角立架上的布巾，在水盆里打湿了拧干，盖到自己脸上。冰冰凉凉的布巾带走了面上的汗水与燥热，也捎带着平复了她灼热的头脑。

谢悯劝道：“刑罚之事心中得有约束，一味发泄，只会移了心性。”

“我知道，”方鉴的声音从布巾下传出来，“我已发觉了，往后不会了。”

将情绪转移到外物，虽一时感到畅快，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改变。方鉴只是一时有些控制不住，意识到了便收敛了。那些情思与苦涩慢慢地沉下去，埋在心底，装作放下。

不过几日，法曹上下便发现那个温文尔雅的判官大人又回来了，只不过耗在值房处理公事的时候更多了些，常待到接近宵禁方返。平日里也更多地与他们一道外出查案，跟着他们满城跑，鞋底磨平了一寸。本是为了消耗无处安放的精力，让自己忙碌起来，不想倒是因此把整个京城摸得清清楚楚。下头人见她亲力亲为又更敬了她一层，也是意外之喜。

有一日下值，她从繁华的街市走过，可巧撞见有个贼人偷了人家东西，被窃的是个老人，跑了几步没有追上，急得直落泪，方鉴见了不待思考便追了出去，狂奔了两条街，方将贼人按住押回京兆府。

谁知第二日大朝会便被弹劾了，说她当街驰突，有失官体。

朝中近来议的是左相范映的富国之法。范映在户部多年，深知国库并不如众人想的充裕，她甫一上位，便开始着手赋税调整，试图通过增收节支来充实国库，再用于边关战事与民生工程。她是雷厉风行的性子，又是财政事的专才，一心做了两年，多少有了些成果。有此根基，今年起范相更是放开手脚，在陛下的授意下，大刀阔斧地开始筹备新政。其新政之法有三，一是全面增收商税，限制盐铁等暴利行当的私营范围；二是募役法*，百姓可以用银钱代替徭役，官宦豪族原是有定额的免役人口，现也需缴纳役钱；三是重修官道，打通各州府与京城的连接，减少税赋入京途中损耗。

若说前两者主要是为了增加税收，第三条则更多是工程支出。大周地广，略远些的州府山高林密交通便不那么便利，可称得上山高皇帝远，自成一家了，再加之豪族聚居，积弊难除。

延兴朝时有些地方以路途遥远、官道难走、损耗难免为由要求减免赋税，先帝念着与民生息也都给减了。可实际上这损耗都叫地方截流了，好些的用在衙门公事上，还有些便肥了私家钱袋。

这两者皆是卫杞不能忍受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她登基这十余年逐渐将临近京都的州府收入囊中，而远些的则仍是鞭长莫及。她已日渐成熟，极想快刀斩乱麻，将豪族连根拔起，令天下皆向她臣服。而第一步便是把路修进各州！

新政三法一出，又是满朝哗然，反对之声无处不在。薪俸有限，官员们或多或少都有些商贸补贴家用，原是有减税优待的，现不仅没了优待还要加税，便都苦不堪言。而募役之法遭的反对之声更大，“公卿食禄之家与庶民应有贵贱之等，君子野人无所分别，实非劝士待贤之道！*”至于修路明面上是好事，但有些州府却并不这么想，便以损耗之事做文章，称损耗不可避不应苛求，叫苦连连。

朝堂陷入新一轮的论战，永兴九年的旧事重演，不同利益不同观点的朝臣战成一团，在有心者的引导之下，开始了弹劾攻讦。范映位高，又受陛下信赖，反对者不敢攻讦到她身上，便将她周围的人弹劾了个遍。副手学生自不必说，连范听融、方鉴这些绿袍小官也受到了牵连，前些日已有朝臣弹劾范听融奢靡享乐，以宴会之名行串联朋党之事，虽未受什么影响，但也是弄得她灰头土脸，近日里都很是沉寂。

方鉴这场则全然是无妄之灾，她不过在闹市之中抓个小贼，竟也在大朝会上被弹劾了一回。

卫杞听到这等弹劾也是怔愣了一下，最近的朝堂论的都是大事，猛然听到这种小事，反倒起了些兴致：“方卿应是在的吧？出来辩一辩如何？”

方鉴便从后头的队列里趋行至前，先拜了帝王，后转向弹劾她的官员。她本就是强压下的满心躁郁，干脆便在这朝堂之上一气发了出来，“……臣乃京兆府判官，遇盗匪贼寇而若不见，臣失责。《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狭路相逢，臣取利民之道，何咎？为官之体无非恪尽职守，一心为民，冠带状貌有何可虑？如汝等衣冠齐整立于明堂，却只思自身之小利，终日蝇营狗苟之态，何其耻也！”对方气得发抖，又反驳，再叫方鉴妙语连珠，连推带打，一通暗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