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间单身公寓远离市中心，是她从I国回来后买的。她在战地待了四年，回国才发现，马路上随便一点鸣笛声，都能让她当即从睡梦里跳起来。于是不得不换房子。幸好毕业时父母资助首付，在新闻社的附近买了套不大的一居室，她换完房后手上还省下点钱，买了辆车。

战争宣告结束，但吕文维仍是新闻社驻中东一带的常驻记者，在国内的时间实际上并不长，这套房子买下来住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一个月。上周，战火重新燃起时，她正休年假，领导第一时间打了个电话给她，问她去不去。吕文维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直接回答，“去。”

此时正是中午十一点，吕文维睡眠很差，凌晨四五点才睡着，十一点起床对她来说也就是勉强睡够。

客厅的窗帘并没有拉，近乎刺目的阳光透进来，让这里的女主人感到安全。

她在厨房接了杯水，一口气喝掉半杯，心想，如果被她父母知道，该怎么解释。

摸着良心说，她的父母是极其开明的父母。吕文维27了，父母从没催婚，从没安排过相亲，当然也是因为她常年在国外，没法安排。吕文维的妈有时和朋友开玩笑，说同在国际组，人家驻意大利，驻美国，驻瑞士的，还能找个老外谈场恋爱，又或者家里还能联系个留学生安排场相亲。她女儿可倒好，待的都是满目疮痍，炮火连天，每日提心吊胆的地方，别说相亲恋爱了，只要人身安全，做妈的就谢天谢地了。

吕文维在I国几年，父母就操心了几年，每天等着她报平安才能入睡。然而战地的网络信号并不稳定，哪怕是给新闻记者提供的酒店也一样。何况很多时候她并不在酒店里。

作为独生子女的吕文维，是多少有点抱歉的。从I国回来后，吕文维和她妈承诺过，再也不去战地了。

然而，领导打来电话的那一刻，她鬼使神差地就答应了。

她没有多勇敢，也不伟大，甚至当年读新闻系的时候想过将来转行，业余学了门外语——阿拉伯语。工作那年被分派到I国时，I战还没开打，I国那是还是个富得流油的国家，虽然地理位置和文化不那么友好，但毕竟没有危险。作为一个刚刚工作没多久的新人，吕文维就去了这个在国际新闻的大版图中可有可无的小国度。

她运气太好，或者说太差，去的第一年，I战爆发。最开始，她听到驻地大楼外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以为是听错了，然后劝说自己可能是在放鞭炮，直到她终于迈着软掉的两条腿走到落地窗前，看到了外面街道的景象。

平民们在不知何时就会到来的空袭威胁下四处逃散，发生过爆炸的地方冒着浓烈的黑烟，璀璨的城市一时间充满令人手脚惧凉的恐慌。

吕文维第一反应是逃。然而她双腿根本迈不开，她倚着墙角蹲下来，抱着头，在还没来得及做心理建设前已经掉下了眼泪。

又能逃哪里去呢？那时的吕文维用手掌握住膝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然后，从前每天待在办公室无所事事，等着每个月总编办派给自己一条采访任务的她升起了一个念头，“我是记者啊。”

不是抱怨过在这里太闲吗？抱怨过这里没有新闻吗？现在，新闻来了，是全球最重要，所有人都在关注的新闻。

吕文维去年回母校给新闻系学生做过两次讲座。学弟学妹们问，“学姐，没有新闻理想怎么办？”

吕文维当时说，“我也没有。我学了四年新闻，没有，到了I国半年也没有。空袭的那一刻，炸/弹在我眼前炸死了两个人的那一刻，我有了一个想法，我要把这些事写出来，发出去。这个想法非常坚定，它后来成了一种信念。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就是理想，我觉得，我的新闻理想是炮火轰出来的。”

所有战地记者都是反战的。他们的理想就是用自己的笔和镜头，让战争早日停止。虽然这十分渺茫。

吕文维还记得，她当时双手紧紧按住墙壁站起来，走去办公桌捞自己的手机，那上面已经发来了数条信息，领导给她打电话她没接，短信留言，“文维，X社只有你一个人在I国，请你在16点前发回详细报道，越详细越好。国内纸媒都在等我们出稿。”

那一瞬，吕文维心潮难平，几乎把自己想象成了玛丽科尔文，那个全球闻名的独眼龙战地女记者。肾上腺素冲上脑门，她扯起头巾，拿起录音笔朝外跑。

吕文维此后做了四年战地记者，直到战争宣告结束她才回国。其实中间她可以回国的，有记者愿意去换她，可她目睹了一场战争如何改变了繁华的都市、如何让所有人丧失了美好的生活，她对采访过的那些军人，女人，孩子们牵肠挂肚，一定要等到战争结束，看看他们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