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顿饭吃下来，沈有琪总有些淡淡的，说：“要不是你们回来，这地方我们是不会进来的，现在的服务员看到中国人，脸比老早租界的时候还要臭。”

对话冷了一秒，钟欣愉可以察觉到那种疏远，时间之外，有些别的什么东西把她们隔开了。

董家乐倒还是从前的性子，握了有琪的手放在自己腿上，笑呵呵地圆场，说：“真好啊，大家几十年没见，又聚在一起 ，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

沈有琪也笑，看他一眼，说：“就你最想的开了。”

钟欣愉却还是不甘，等到散了席，约有琪出去散步。

两人出了和平饭店，沿外滩走着，一直走到从前的上海总会，这时候也已经改了名字，叫东风饭店。

钟欣愉问：“你还记得这里吗”

有琪回答：“怎么会不记得呢”

这是从前的 2 路电车站，她们在沪江读书，女子银行做事的时候，往返通勤的必经之地。

如今轨道都已经拆了，马路对面就是江堤，夜幕下站满了人，一对对都是情侣。听讲是因为住房困难，又要省钱，上海人谈朋友都来这里。

就像方才都认出了车站，钟欣愉忽而明了，她感到的那种隔阂是因为际遇的不同。

有琪知道她懂了，却又释然，说起这些年的经历。

二儿子思章中学毕业顶替了董家乐，也做警察，还是分在黄浦局。大女儿思承 1960 年高中毕业，那时候上大学已经很难，凭着董家乐 49 年给进城的部队带路中过流弹立过功，思承才有了一个考大学的资格，进了财经学院。

但毕业之后是全国分配，思承直接去了青海，起初是在一个县里，又苦，又冷，又饿，洗个头头发都要结冰。每次读信，她都心痛到大哭。就这样做了好几年，才调到省会。

“那现在呢”钟欣愉问，也是心如刀绞，难以想象自己的几个女儿要是这样，她会有多难过。

有琪却笑了，说：“思承是最后一批正宗的商科大学生，这些人里面英文过硬的又更少，76 年恢复外贸之后，她就给调到北京去了，一直做到现在……”

说罢又从包里拿出照片给钟欣愉看，是在华盛顿拍的，思承跟着代表团出席世界银行的谈判。

“是思承！”钟欣愉惊喜，一瞬间报纸上的那些新闻又和她有了切实的联系。

“对啊，是思承。”有琪骄傲地说。

钟欣愉看着，竟落泪，是因为想起从前自己在华盛顿的经历，但这一次一定跟当时不一样了。

有琪看着她，也有些动容，缓了缓才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远着你吗”

“为什么”钟欣愉问。

“这两年回来的人挺多的，都有点居高临下，说啊呀你们怎么变成这样后不后悔那时候没出去留在这里的人也是不争气，要钱，要东西，要出国担保。就算什么都要不到，全家人挤到酒店房间里洗个澡也是好的，”有琪说得自己也笑起来，“所以，我见了你也觉得有点怪，太近了，或者太远了，好像都不大好……”

“你搞什么啊跟我算这些”钟欣愉打她一下。

“这些年世态炎凉看多了嘛……”沈有琪辩解，还手打回去。两人笑起来，分明已经是老太太的年纪，却好像又变回了从前女学生的做派。

许久才收了笑，钟欣愉说：“不管别人怎么生分了，我们两个之间是不一样的。”

“是，”有琪点头，“我们两个不一样。”

后来，便开始常来常往。

钟欣愉和林翼每年都要回去一两次，春天吃杨梅，秋天吃蟹。也请了有琪和小董去香港玩，把孩子们一个个都叫回来，一起吃饭。

那时，阿渡已经接替林翼，成了这岛上有名字的中国书画专家。阿念在投行，也做到了挺高的位置。阿时一门心思读书，学位一级一级读上去，读完了还不想出来，留在学校里教书。

只有阿升，三十几岁还在晃悠，后来居然去了上海，和常兴的小儿子一起合伙做生意，开过酒吧和迪斯科舞厅，也开过广告公司和模特公司。

生意有赚有赔，感情上也分分合合。家里没有人催他成家，倒是他自己在找理由，说：“现在男女之间的感情跟爸爸妈妈那个时候不一样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怎么可能过一辈子呢”

钟欣愉听见，并不理会，只静静与林翼对望。

那一刻，他们都在心里说，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敢想过一辈子。

但只是一眨眼，一辈子好像就已经过去了。

渐渐地，他们过了可以四处旅行的年纪，只能在家里坐坐，去附近散散步，成了这个世界的旁观者。

他们看到了 1997 年香港回归，也看到了 1998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